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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劇之本 — 讀者與故事同步流動

2018/8/6 — 14:47

最近我再次思考,一個劇本之所以能讓人覺得其中的故事有流動感,推動的動力是「人」還是「事」?

我不是那麼喜歡談華人的戲劇傳統中談到「衝突理論」的時候,往往是以「忠」和「孝」的兩難,抑或者是像《灰欄記》談的那種「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原因在於那樣的衝突往往第一時間是讓觀看的人處於一種「如果我像他們一樣沒得選擇」。然後很快地,這句問句就會變成肯定句「我沒得選擇」,然後就到了觀看的終點,也就是情緒上的認同。

我想,無論悲劇或是喜劇,甚至是悲喜劇、鬧劇,如果到最後,只是起點於沒有選擇的同情與憐憫,終點於自憐與自戀,那麼這樣的封閉循環到底讓我們走進電影院、在電視機前面、走進劇院當中的數個小時裡,經歷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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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部好的劇本,無論是商業或是文藝(或許根本不應該這樣區分),它如果要讓人走到沒有選擇的那步,最起碼都必須讓觀眾看見,這個「人」的抉擇是什麼,而不是把一個事情推到它的面前,只是呈現他的「反應」。

也就是說,所謂的「處境」,理應是人做出了選擇之後產生了流動,即便外在事件看似沒有任何動靜,但是,因著人的心態產生了變異,觀眾也會非常直接地感受到不同之處,而不一定是一個決定就帶來一個外在環境的改變,這太直線思考,太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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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或許就是把戲劇作品當作「補償」的我們最期望看到的。

因為,在現實生活當中完全不是這樣發生的嘛,現實一直在給我們的要求就是,改變自己,導致我們在補償的心態上一直想看到的就是,改變環境。以致到最後,當我們在現實的環境中的期待一再落空,累積的失落就變成一種怨氣,這股怨氣發洩到作品當中,就變成所呈現的時代、現實,只剩下恨意,所謂揭露的現實與真實之間,早已有了一雙佈滿血絲充滿憤怒的眼睛,那麼,又怎麼去讓所呈現的貼近真實,或者能夠讓人想到真實呢?

時事在劇本當中的運用,究竟是一種手段還是一種技術,還是,一種必須透過距離與空間去隱喻去象徵的,產生更深層思維的啟發點,就在乎我們是把時事當做一種話題來操作,還是把時事當作一種現象來觀察,以至於能夠穿透現象,看到產生現象的精神與文化的深層結構。

《紅樓夢》一整部書,一直強調「事體情理」四個字,也就是說,事本身必須能夠承載人的情感與思緒,可是,如果每一件事情,變成一個編劇的算計,來到人的面前,而人又功能性的做出了抉擇,基本上,我們只是看到一種「商業行為」而已,所謂處理的,都是在談「利益」。但是,我們能夠在劇本裡面看到更多談利益不只是在談利益,而是明白一個人對於利的取捨標準,也就是價值觀形成的脈絡嗎?好的台詞,一句話就能形成這樣的脈絡。

可是,為何這樣的脈絡會被去除呢?

或許真的要問的是,我們現在對好劇本的想法,之所以會變成在事件編排上算得越精越好,而少了一種漫談卻不散漫,細膩卻不細瑣的,類似小說式的作品,也跟我們越來越少是用「閱讀」的方式來看一部作品有關。

如果能夠閱讀,我們不會想要急著翻頁,深怕漏掉隻字片語以及字裡行間未說藏著留給讀者探索的話。也就是說,觀看作品的我們,如果沒那麼急著想要把我們腦中既有的經驗在作品當中「套現」而把觀看作品的過程當作一種嶄新的經驗時,或許閱讀的美好才會真正回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作品才能夠對我們來說是活著的一次邂逅,而不是死了的一次驗屍。

而我始終不相信,「觀眾就是那樣所以你就只能給他們想看的作品」這種話,如果「人民不答應」成為了創作單一化的藉口,我想要負責的永遠不只是群體,而是身為個體的創作者,以及共同在維繫這個創作環境的,每一個人。

共勉之。

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把人活與寫清楚了,人生與戲就都清楚了。

(題為編輯後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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