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畢業展】不能受批評的展覽

2015/6/16 — 13:29

我寫了篇關於中大畢業展的批評,收到不少對我的批評的批評;這是很好的、也是無法避免的事。我認真地閱讀各論者的觀點與態度,期望借他們的聲音,發現我的不足,修改我的錯誤。但我同時發現,不少人對我的文章的誤讀,也十分嚴重。大概是由於我自身對藝術不可救藥的偏見,與他們的見解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距離。試圖縮短這段距離,屬於我寫作努力的方向。

我依然相信,作者無需回應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因為當評論者投出一把標槍,他難以知道標槍劃過天空後,會插落在怎麼位置,如同他難以任意操控文字飛翔的軌道。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即使這也不絕對可靠——就是他的全部經驗與身體的直覺。所以讓不同的觀點與觀點自身雜亂地碰撞與繁衍。讓讀者透過與自我的思想與感受的觀照之中,自行判斷自己的取向。我們唯一可期望的就是,更多的投槍者投向更多的方向。

於是,關於內容方面,留給讀者自行判斷。本文想談的是該文引發的另一些更嚴重的問題與現象,這是我在閱讀批評我的批評的文章與留言時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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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當我說「中大畢業展是差劣的」,一些人的神經立即反應:「你夠資格批評它嗎?」「如果你不夠資格批判它,那你的批評一定有惡意目的。」於是當我批評中大畢業展差劣,就是因為我敵視中大,要惡意中傷中大藝術系。(所以阿三說我「敵我矛盾」,又說「你到底看過多少屆呢?」)原因很明顯,因為我畢業在浸大。所以他被我的「惡意」擊傷的朋友紛紛請資深的阿三「以正視聽」。但他也只是懷疑我的敵意動機,並斥責我不夠資格批評中大畢業展差劣。而不是提出他認為中大展覽不差劣的見解與論述。

為什麼人們的思考模式會這樣運作呢?

在我看來,在大部分人(也許不自覺)的意識裡,他們對批評(或評論)有著某種被動的期待——相信是一種懶惰——他們把評論者當成了權威的法官(或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把批評的文章當成是法官的判決與結案陳詞。他們所當然地期待從文章裡得到關於一個展覽優或劣、對或錯的最後判決,以供養自己飢餓的好奇心或求知慾(他們往往缺乏判斷的自信自主)。他們把自己視為不關事的旁觀者。他們也許不會深入思想自己看觀看行為;他們單純就是「因為想看,所以觀看」,但卻拒絕介入參與。

但在藝術的法庭上,卻容不下旁觀者與權威法官。藝術家就是被告,而評論者就是辯護律師——他們或受雇於被告與其利益的顧客;但一名稱職的評論者更像一名人權律師,他為藝術(正義)本身服務。

作為律師功能的評論者,他們猜測、質疑、再提出論述與分析、然後作出判斷、辯駁或指控。但卻不是判決,因為判決只能是法官的權利(或上帝的權力)。而把評論者的判斷,誤當成判決,就是人們把評論者當成了法官的原因。

觀看者在藝術法庭的功能角色,更像是陪審團一員。他們的意見與取態,完全可以直接影響判決的結果。在這個權威法官缺席的藝術法庭,觀看者同時也是(至少是自己)獨立的法官。

於是,在社交網絡的時代,人人都是公開的評論者;也是自我審美與判斷價值的主體(法官)。(就如我在《立場新聞》發表的文章,也是屬於投稿的性質,並沒有任何特權,我與編輯之間也時有意見的分岐。而《立場》是公開歡迎各種不同意見與立場的投稿。)

 

在對我的批評不斷加劇之際,浸大舊生鄭家樺在面書貼文:「周文慶不代表 VA!Tuna Prize 先至代表 VA!」

我聽了拍手贊同、立即讚好;只是那兩個吶喊一般的「!」令我想到更多。因為周文慶當然不能代表 VA(視藝院),他也不能代表任何他人。(如同 Tuna Prize也不能代表 VA,因為 Tuna Prize 的評審團並不是透過全部 VA 學生選舉而產生。它代表的只是那九名自薦的評審團折衷的喜惡與他們對於藝術的理解。)周文慶也只能代表他自己。但這樣一種簡單明瞭的事實,為什麼需要用上兩個「!」?

或許,這其實是一種劃清界線的聲明行為。他擔心周文慶的不規矩言論,會令外界以為他對中大藝術系不友善不「厚道」的批評,被代表成 VA 的態度,從而令無辜潔淨的 VA 蒙上污垢,破壞兩藝術院校之兄弟情。原因是,(事實也是)不少人把周文慶的批評視為對於中大的敵意與仇視。因此,一些浸大活躍的舊生與藝術家,紛紛表態貼文與周文慶劃清界線。

或者,作為藝術家與評論者的周文慶,也最多是他個人所相信的、所理解的、所重視的藝術的代表。

但問題是,當我在「差劣的中大畢業展」一文中批評展覽時,我是獨立的單位來批評中大畢業展,該文完全沒有提及浸大視藝院。但人們的偏見卻自動地把兩校綁綑在一起。如果我說「中大差劣」,他們就認為我在讚美「浸大優秀」;縱使我隻字沒提。所以當我說中大文物館是錯誤不當的展覽場地;他們就自編自動地認為我認為浸大的啟德校園是完美的展覽場地。這是一種低級的誤讀與捏造。於是阿三才會這樣反駁我:「反觀浸大的啟德校園,不就是歷史建築嗎?」

也就是說,在他們的意識裡,他們總不自覺地幫我套上代表 VA 的帽子。所以當阿三批評「周文慶以『敵我矛盾』的對立關係理解中大藝術系與浸大視覺藝術學院,階級觀念亦重」的時候,他竟沒有意識到是自己正在製造著「敵我矛盾」,並明目張膽地把我的評論扭曲成惡意的「門戶之爭」。

 

另一個對我的批評是我不夠「厚道」。

浸大舊生林兆榮在面書貼文說:「對同學的作品,可以厚道少少。」然後他接著說,「畢業創作是一份功課,跟你媽的中英數暑期作業沒有兩樣」。「畢業展,它可以只是一個畢業功課的展覽場。」他認為對於有些藝術生而言,「找一個方便的做法,老師的做法。」但求完成學位,算是完成責任。他在文尾反問:「在這個態度和方向上,單憑作品又看到我甚麼精神面貌?」

林兆榮在反問的時候,竟沒有發現他自己卻為學生的精神面貌作出了很貼切到位的描述──那些為了完成學位,以交功課心態敷衍製造「畢業作品」的畢業生的精神面貌。

然後他指出,「畢業展不是單純是藝術的事,而其實也是大學的事」。這與阿三的態度不謀而合。他們都把學生作品差劣的責任,完全地推卸給了香港的教育制度。阿三說:「學院是教育場所。學生及其作品受著課程結構、學科內容及老師教導所牽引(仔細一點說即包括學系有甚麼科目開設、科目之間的關連、學生能在每種藝術形式停留及鑽研多久,及系內教師有多少種看法等),作品的種類與關心題材與學院有密切關係。」

我當然明白本地腐敗的藝術教育處處存在著問題與困難。但把一切問題都全盤推卸給制度,彷彿個人對自身,以及對他人,不負任何責任的態度,完成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甘於隨波逐流的集體主義精神態度(制度好,就做好;制度壞,就理所當然地做壞。)完全放棄了個人獨立的意識、自由與尊嚴。

批評我的批評不夠「厚道」,我認為是對我的批評的一種稱職的肯定(哪有認真的評論者是為了「厚道」與「派糖」,而評論藝術展覽與作品?)但認為要「厚道」對待畢業生的作品,並把作品貶低為「功課」,根本就是對他們的一種侮辱。這以「功課」充當成作品作展覽,就連差劣的展覽也算不上了。

或者,日後各院校若不想受到外界一視同仁的批評,應一律把「畢業作品展覽」,修改為「畢業功課展覽」,而不要再為畢業生貼上「藝術家」的標題,並作閉門而不是公開的展覽。而批改「功課」當然容不下(也用不了)外界的批評,而只是教授們的責任與權利。

 

就以我批評中大畢業展差劣之後,所受到的「批評」──這些所謂的批評卻不是以事論事的態度,並提出論據支持的反駁,而多是以貼標籤與人身攻擊的言辭,來討論我所提出的觀點;而不是把他們認為中大並不差劣的理由與論點提出來,在陽光下讓大眾自行判斷。

在我所碰到的來自貼標籤與人身攻擊的言論壓力,我終於明白到,香港的藝術評論為什麼總是充斥著無關痕癢的讚美與派糖,完全對推進藝術的進步與發展毫無價值。因為,要不是──像不要臉與不討好如我等之人──誰敢冒犯地去說一個展覽是差劣的?誰願意去說出個人誠實的觀展感受,並承受起逆主流觀點的衝擊?但這種要求評論要「厚道」的壓力,期待讚賞卻無視批評的重要性的心態,不但無助於藝術生態的積極發展,無法透過否定的辯證驅使藝術家追求進步的藝術表現與卓越的創造力,最嚴重的問題是它抑壓個人自由的表達與誠實的感受,更剝削了個人表達的自由與自立獨立的思想與感受。

但更為可笑的是,就如阿三在他的文章結尾時說:「今年是歷年中大藝術畢業展最差劣的一屆?你到底看過多少屆呢?又,絕大部分看過近年畢業展的人都知道,去年才是中大藝術的『災難現場』,今年呢,回彈了呀。」

資深的阿三,容許自己批評「去年才是中大藝術的『災難現場』」──言下之意是他認為去年的中大畢業展比今年更差劣;這論點不但無力反駁我的批評,更間接的肯定了它的差劣──卻不容許我說「這是我歷來看過最差劣的中大畢業展」。實在難以相信,像阿三這樣一個資深的評論者會以「去年的展覽比今年的差劣,所以今年的不是最差劣」的邏輯來反駁。這種缺乏原則、立場與見風使舵的評論,除了以博愛厚道的派糖文字來討好取悅大眾、權威與藝術家之外,又能有什麼建設性的益處嗎?只是他似乎不明白,在差劣之處「回彈了」一點,並不代表其不差劣。

想不到,到最後,當一名二十多歲的成年人在大學畢業的一刻,還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勞心勞力地建設一個玻璃瓶罩,為他們的畢業作品提供一個免受批評傷害其脆弱的自信與自我感覺良好的成就感之避風塘。

現在,再次恭喜所有的藝術畢業生──You made it, and you’re fucked(羅拔迪尼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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