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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炭」── 如何從邊緣反撲主流?

2015/3/9 — 14:49

(圖:Fotanian 伙炭 facebook)

(圖:Fotanian 伙炭 facebook)

週末參觀「伙炭」開放首日,千辛萬苦從火車站走至藝術家工作室最密集的華聯工業中心,抬頭一看不其然就在心裡打了個「凸」。華聯外牆翻新了橙黑相間的油漆,預感「伙炭」日後將「更慘更黑」。即使如此,我依然拒絕以失敗主義的心態作出像「伙炭已死」這些淺顯的「認命傾向」的判斷。雖然我同意「伙炭」──與香港其他處於邊緣的藝術文化一樣──面臨著死路,正在死亡的邊緣地帶掙扎求存。而我卻在這掙扎之中發現它凝聚著強大的創造性與生命力。

其實說面臨著死路也同樣不準確,因為事實上這明明正是一條通向藝術文化更蓬勃更多元的唯一與正確的生路。只是在這條生路上站立著一隻張牙舞爪的地產怪獸與一群緊握著它尾巴的利益追隨者──這些追隨者手上握著的這些工業單位曾使他們在 80 年代香港製造業起飛的年代盡享富貴與浮華,使他們坐上了時代的順風車買樓置業投資坐享安居樂業與財富。後來內地改革開放,本港的工業製造業北移,使香港大部分的工業建築單位被廢置。

本來大家也就相安無事,那些富有的業主手上握住誰知道有多少物業,哪裡在乎一兩個廢置十年二十年的工業單位? 除了作為貨倉迷你倉,也實在沒有人再對這些偏遠廢置的地方有興趣,也就不用提什麼商業需求與價值。但誰知道踏入二十一世紀,遇上一群貧窮的藝術家,看見那些偏遠廢置的工業單位租金便宜,不如就租來做藝術工作室啦,反正租金也不貴吧。臨近中大藝術系的火炭工業區也就成為其一。後來這樣的藝術工作室越開越多,就形成了如今的「伙炭」藝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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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道在這個新世紀,香港政府似乎意識到單單偏重於最沒有生產力與競爭力的金融與地產,並沒法保證香港未來的社會穩定、解決高失業率、提升城市的競爭力、提高旅遊吸引力與促進經濟的永續發展。於是近年就紛紛地鼓吹科技創新與創意文化產業,建設科學園、西九文化區,甚至推出「活化工廈」的文化政策。只是,讓三十年「官僚主義」培養出來的那一代香港人操作這些文化政策,文化政策就又成為了「官僚制度」與「港式精明與效率」結合下的犧牲品──活化工廈變相為趕絕藝術家。

如何趕絕?這是有點遠見的政府都必然預見到的結果。那些握著工廈單位的業主正正是 80 年代那一群以地產投機的功利主義為人生價值的人,他們的「骨子裡是比較自利與算計的」(引用陳冠中的話)。他們連一丁點理想主義的種子也沒有,也從沒有意識個人對於社會應負起的某種責任(除了被逼的交稅)。舊香港的「Can-do」(實幹)精神抑殺了他們的想像力,他們沒能想像未來。 他們的眼中就只有「賺錢,賺錢,賺錢。」如今,難得這邊有一群「水魚」藝術家盲衝直撞來到他們的地盤,租用他們廢置的工業單位設立工作室,搞得漂漂亮亮;那邊又聽說政府要把該區發展成「藝術區」。有點投機常識的腦袋都能嗅到「金錢」的味道。因為任何的藝術區在某種程度都是地產商的「先鋒部隊」,預見著隨之而來的「豪宅與繁華」。這些業主想到的當然是「加租,加租,加租」──工廈業主全票通過翻新工廈外牆──再加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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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媽的發展藝術文化?關我屁事?我會有什麼得益?對於業主來說,租金「袋住先」最實際。在另一方,短視與官僚的政府很冤枉地抱怨:「我們都投入了那麼多資金努力在『活化』與『建設』了,你們藝術家怎麼就不懂領情與感恩呢?」

雖然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藝術家總體來說真的不怎麼「領情與感恩」──(我們暫時不說那些已然「跪底接旨領情與感恩」的藝術家,他們有兩個共同點:一是接受政府資助或在政府營運的藝術空間下擁有工作室;二是因為擔心不能續約而完全不敢公開表達政治不正確的立場與創作)──但溫馴的香港藝術家也算是逆來順受的一群了。例如集合了近 170 位藝術家與 70 個藝術工作室的「伙炭」。但這麼強大的藝術家群體,對於工廈業主的加租與逼迫,也只是在私底下抱怨幾句,然後準時交租。

(圖:Fotanian 伙炭 facebook)

(圖:Fotanian 伙炭 facebook)

最激烈的抗爭行為,也不過是早年藝術家白雙全為了抗議加租而把工作室撤出火炭的小插曲。他成為了第一個站出來「反抗」的「英雄」或「傻蛋」。因為藝術家自我的尊嚴與氣質並不在此地受重視──成功與功利才是王道──於是其他藝術家只是沉默地看著他自己「去送死」,心想著這下好了,「少隻香爐少隻鬼」,少一隻白雙全這樣出名的藝術老鬼明天會更好。然後大家一齊繼續捱貴租,準時交租,越來越多人租。業主翻新加租又加租。沒有人想過,也許我們可以學下白雙全,作出全部撤出火炭的行為或威脅聲明,以反對瘋狂膨脹的租金?或至少也聯結起 170 位藝術家與 70 個藝術工作室,作出反對加租的街頭抗爭行動?

藝術家作為一個社會之中一群應當是思想上行得最前衛、行為與表達最為極端的、甚至往往是身處社會的邊界最激進的行動者與開拓者。為什麼在面對著來自地產霸權一方的業主的壓逼,與官僚政府表面上「好心」暗裡「存心」做壞事的失敗政策的剝殺之下,完全地表現出犬儒、沉默與妥協的無力感呢?這就是普遍香港藝術家最失敗的致命性格──認命的犬儒傾向,不敢作出任何「踩界」的抗爭行為,但求相安無事安於「文化沙漠」的現狀,不力求改變與創造更好的藝術生態。

我一直認為,香港的藝術生態沙漠化最大的合謀者,就是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本身。在過去數十年的面對城市逐漸沙漠化的過程中,藝術家從來沒有盡責盡力地在文化沙漠的最前線地帶一棵一棵地植下藝術的種子,並盡一己之心一己之力地澆水,有多點的水的盡量灌溉一下鄰近的種子,以使藝術長成繁密的大樹形成森林,抗衡風沙,縮小沙漠版圖的擴展。可是長久以來,藝術家只是自顧自憐地關上家門,在自己房間裡為自己的盆栽澆水或修剪枝葉──還自以為是的以為自己是在創作傑出的藝術──任風沙在門窗之外呼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卻沒法阻止他們的「偽藝術作品」將與不育的紫荊花一起埋葬在歷史的沙塵下。

我又再想起陳冠中的話──「我這代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們退場前是不是也應替下一代鋪來路?」「很關鍵的一點,也是我這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價值觀也要從邊緣反撲主流。」

「從邊緣反撲主流」──這句話一直在我的心中迴盪──而我們這在 97 後成長並曾一起撐著兩傘在街道睡過、抗爭過並將一直抗爭下去的新生代的藝術家與所有的藝術文化創造者──面對著阻擋在我們前進的路上這一隻張牙舞爪的地產怪獸與一群緊握著它尾巴的利益追隨者時──我們做好了長久堅韌抗爭並以藝術文化與價值觀攻擊退它們的準備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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