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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彼岸,創作之於生活的錯落

2018/12/31 — 12:22

Flux Factory現址外觀

Flux Factory現址外觀

寫在前面:2017年大華銀行舉辦首屆「年度水墨藝術大獎」,筆者幸運奪魁並獲資助到紐約藝術組織Flux Factory駐留兩個月。期間,筆者走訪當地各大小藝術展覽、藝文場地及工作室,埋首創作又與其他駐留藝術家交流。藝術駐留是件怎樣的事?藝術家或寫作人的個人發展需要些甚麼?而在多種族聚居的一端,華文作家怎樣呈現其眼中的「大蘋果」?體驗異地文化能擴闊視野,但回到工作室獨個兒靜下來,很清楚世事無絕對的美麗。

一、

從事藝術創作並不浪漫,在沒有任何生活保障的波希米亞工作模式下,朝不保夕的焦慮才是真象。獨立的文化人需要經常外訪,算是文化產業經濟轉型後的狀況,儘管別人總以羨慕的目光窺看他們的社交網絡圖文。我撇下恆常的藝術計劃與教學工作,隻身到另一地方生活一段時間;但電腦在手網絡長備,工作還是要繼續。「旅居」一詞,可真詩意。遊歷與闖蕩不是年輕人的專利,Working holiday申請人或許只是不想再留在原居地;而不同年紀的文化人,總有其出走或暫時居留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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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外友人知道我參與藝術駐留,除了恭賀,腦裡只有「博物館」三字或誤以為獲資助去歎世界。至於為何要留兩個月那麼長,他們不太明白。不過,要理解一個城市的文化,兩個月何其短促啊,更遑論打入當地圈子,開拓個人藝術事業。二十世紀初藝術駐留概念萌生時的確浪漫,至六零年代歐美社會氛圍變天,藝術駐留成為尋找烏托邦的途徑,或作為藝術家介入社會與公眾的平台。九十年代強調多元與差異,歐美以外地區的駐留機會漸漸增多,關注當地文化成為主旋律,奇形怪狀的駐留形式亦一一實現,而參與駐留的也不一定是藝術家。時至今日,沒有一個駐留完全相同,甚至人們對無盡的駐留產生懷疑。在學術研究與商業畫廊市場運作外,藝術駐留仍是藝術家生存的另一種模式。

雖然,埋首工作室專注創作的駐留機會仍有,但從工作室轉換為創作處境(Situations),創作人借助處境為創作啟發與內涵,佔的比例更多。在特定的時間等待機遇,讓思考與情緒發酵。藝術駐留該給予最基本的生活與創作支援,不必有太多限制或預期,除了駐留結束之期,不應再有其他交差期限。這情境容讓實驗進行,接受未完全成熟的概念出場,結果不必亦不能預計。既然強調實驗與嘗試,錯誤自然會發生,而創作人不能控制下犯的錯,可會美麗而妙趣(happy failure)。種種創作的念頭與方案,或者就這樣逐漸萌生,他朝有日在地球別處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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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例會後,一眾Fluxers合照留影

每周例會後,一眾Fluxers合照留影

不過,現實歸於現實,創作人多視駐留為發展機會。我初到貴境時,Fluxers不是會問:「你甚麼時候有展覽?」「你有沒有活動想辦?會不會提交計劃書?」「你只逗留兩個月那麼短?!甚麼時候再回來?」在我連對方是何方神聖還未搞清時,只能支吾。後來,我明白他們為何這樣問。藝術駐留,是在短時間內建立最多的友誼,搭建在地與海外的人脈。你在發現對方文化,人家也在認識你及你的過去。駐留,就是多向的文化交換,各取所需。文化圈子有很多,你能打入哪些視乎你的意願與能力;各種展覽或計劃的Open call不時收發,總找到合你口胃的。不過,駐法國的葡萄牙藝術家卻對我說:「我不相信所謂的藝術事業與成就,我只喜歡交朋友。」

藝術光譜一望無際,誰都可以是Visual Artist,該詞變得幾近無意義。無以名狀,遊離變異及滿佈灰色地帶的實踐,瀰漫於紐約街頭巷尾;懷疑權威與中心的情緒,濃烈得幾近成為另一種主流。藝術計劃需要各路人馬獻計,不論策展人、畫者、立體創作人、版畫師、布藝家、觀念藝術家、表演者、樂手、DJ或學術研究員,而寫作人(writer),當然是其中重要一員。同時,一個人豈止有一個身份?美國不少藝術駐留計劃,十分歡迎寫作人申請。

二、

我駐留的地方是Artist Collective組織Flux Factory。它有廿五年歷史,集工作室與展覽場地於一身,草創時位於Brooklyn一工廠大廈,後曾幾度搬遷,至今位於Long Island City,與Manhattan只一岸之隔。1993年,七位藝術家成立Flux,給新晉藝術家(emerging artist)在紐約站穩陣腳,是開展個人創作道路的跳板,商業畫廊外的另類選擇。基於Artist Collective平等、互相尊重與自由的精神,每周例會中新舊人無分彼此,輪流主持會議及負責記錄。即使是首次出席的Studio Resident,也可以對Flux將來提出己見,或動議展覽及活動方案。

紐約本是多國移民城市,在一國具名氣的創作人,至紐約時或得重頭開始,因而「emerging」一詞不限於年歲。美國的Fluxers來自各州份,各種膚色人種均有;與我同期從外地來的,有墨西哥、烏克蘭、法國、南韓及菲律賓等。因為頻繁的展覽與活動,Flux裡面總是人來人往,不同口音、種族、性別裝扮或宗教信仰的人一遇上,便是親切的擁抱與互相介紹。我常笑說,若不是在Flux有同伴相隨,一個人在工作室可會抑鬱成病。Flux就是有朋友、有相近處境的同伴,有藝文資訊、有Studio Visit,及充滿機遇的藝術生命共同體。香港作家潘國靈於2007年獲一年獎助金駐留紐約與愛荷華大學,後出版《第三個紐約》一書。不得不佩服潘潘對文學、文化及城市各領域的博學,其重尋各國作家公寓與曾入住的酒店一節,可為深度文化旅遊指南。不過,他以旅人的目光觀看紐約,亦沒多觸及紐約生活的種種壓力與焦慮;我一踏入Flux,忘卻日夜顛倒的時差,頓然成為落戶這城的New Comer。於紐約生活的心態,與旅人差異可大。

生活,無可避免充斥困難與壓力。我始終搞不清為何人人希望得到美國的居留權,卻清楚感受到留在這裡的壓力。旅居紐約廿五年的已故香港藝術家關晃曾說:「他們(紐約畫廊)把藝術家當成明星一樣,超過三十歲未出名的,就沒希望了。」[1]他以外來者身份,長期處理貧困的狀態。非本土創作人,一方面尋找藝術事業門路,另一方面要達至合符居留的條件,例如參與由市政府籌劃的展覽,不管它辦得如何。繳交租金、支付生活費與創作費也是每月頭痛之事。兩個人在Brooklyn合租一個九百平方呎單位,作共同生活與創作空間,盛惠每月美金$3,200,港幣約$25,000。聽起來,租金與香港同樣高昂,但在紐約租賃一次小型貨車運送作品,動輙要港幣約$400。至於其他開銷,例如聘請師傅替展場掃漆上板或出版書籍,更不是預算有限的小團體能考慮的事。所以,在紐約生活的大小事務,我們一眾Fluxers都盡量自行想辦法解決。而Flux,猶如創作人的庇蔭,遮風擋雨。

為省開支,到工廠區自取創作物料

為省開支,到工廠區自取創作物料

花時間賺錢養活自己與埋首創作,是永恆的矛盾與拉扯。我認識的藝術家均不依靠賣作品為生, 身為Freelancer的工作可有博物館教育計劃策劃員、大專或中學兼職教師、周末駐場DJ、博物館警衛或衣帽間工作人員、餐廳侍應,或褓姆。紐約工作室遍佈各區,Brooklyn的Bushwick舊工廠大廈是業餘或Emerging Artist工作室集中地。甫進入偌大的廠廈,我發現每層均被間成數十個劏房單位,四面牆壁不過百餘平方呎的小空間,就是創作人奮鬥場所。區內不少廠廈已用於創意工業,而每層皆是多不勝數的奮鬥房。他們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啊?我站在長長密閉的走廊,訝異卻無言。Fluxers似乎已習慣這種掙扎與妥協,淡淡然的跟我回道一聲:「是啊,地方很小。」我不清楚那些創作人的背景,只看見作品水平參差,形式卻多樣。的確,Bushwick 一類地方是個試練場。正因為紐約創作圈夠龐大,能讓千奇百怪的事情發生,不完整或未成熟的概念可以透過實踐慢慢成長,反觀香港有時候連播種的空間也難找。城市有這樣的寬宏,才配得上有成千上萬的創作人才駐留。

位於Brooklyn的Bushwick 工作室開放日

位於Brooklyn的Bushwick 工作室開放日

Bushwick其中一幢工作室大廈的其中一層

Bushwick其中一幢工作室大廈的其中一層

Bushwick劏房工作室

Bushwick劏房工作室

三、

紐約,不是一個,而是五個城市。Queens、Brooklyn、the Bronx、Staten Island及Manhattan自成一角,各不相干。咫尺之間,城市景觀、文化氣氛與在地的人的模樣盡是不同。Manhattan五光十色,華麗明艷,急促而壓迫。當我經過Harlem來到the Bronx,廣闊屋苑清幽閒靜,多逛兩個路口才知那是非洲移民區,街上混雜多國語言,周邊的店舖主要服務鄰近同胞。那亞洲在哪裡?最舊的唐人街在Manhattan Downtown,另有日本人及韓國人社區,在Brooklyn的Sunset Park或Queens的Flushing亦聚居不少亞洲人。我一踏出Flushing地鐵站,到處是台灣人與韓國人。Fluxers告訴我,北韓流亡來的人也匿藏於此。美國崇尚自由,可我不太看得見新移民生活上的自由;美國強調平等,可我不時感受到種族間無日無之的崩緊。拉丁美裔店員在雜貨糧食店與一名黑人口角,全因該名黑人用上大量一仙幾毫零錢去買一罐啤酒。店員心裡覺得那是撿拾回來的錢,並投以一句「Go back to your Bronx!」趕走那名顧客。他那句話,卻刺進我的心坎。墨西哥籍的策展人悄悄告訴我,她不時因為口音及國籍問題,而被人看扁。

紐約,正是在這種分裂割據的情況下運作。我不特別喜歡黃碧雲的小說,現在卻好像更明白為何她把〈愛在紐約〉的華人角色,寫得與紐約抽離萬丈。貫穿整篇小說的「血」與「紅」,是合法或非法移民面對生活種種困境與矛盾的意象,亦可以是七、八十年代美國經濟蕭條下社會氣氛的寫照。而性解放後的八十年代,是愛滋病大爆發時期。人們對該疾病的無知,直接轉化成集體恐慌,甚至上綱上線把矛頭直指男同志社群。白先勇在《紐約客》的兩個短篇〈Danny Boy〉及〈Tea for Two〉,回望那段黑暗時期。Tea for Two餐廳因人心惶惶生意凋零而結業,餐廳老闆、伙計與客人一個一個染病倒下。〈Danny Boy〉主角雲哥,被揭發迷戀學生而逃至紐約,卻不幸感染HIV。同志的命運總離不開被放逐與死亡,雲哥卻在仍願意照顧愛滋病患者的教會中,幫忙照顧其他等候死亡的病友,過了他「最充實的十四天」。肉身衰敗,精神昇華。在性別議題到處皆是,異類妖精隨處可見的當下,昔日的歧視與排擠依然冥頑不靈滋長於鬧市裡。過去的歷煉與教訓,誰也不該遺忘。

美國自由神像

美國自由神像

台灣作家郭強生長篇小說《夜行之子》,以911事件世貿雙子塔倒塌為主要背景,但那是他重尋台灣歷史的隱喻,非大美國主義的書寫。我身為亞洲華人,彷彿明白他構思時的思緒。人在紐約,心在他方¾¾這不是所謂「鄉」的情懷,鄉愁至今還到底成不成立我十分懷疑。911國家紀念館展示無數支美國國旗,我可沒丁點感悟,畢竟事件背後沒有絕對的正義與邪惡,美國絕不是被欺負的好人。所以,我在駐留期間重做了一張美國國旗,反思顏色與文化身份的意義。人們過去一直著眼於白,也嫌談得太多了,我倒想了解紅與藍。紅,可以是東方的色彩,也可以是亞洲的指向;藍,即是美國本身,我好像還未細看紐約以外,確切反映美國的各種真象。

「走在異鄉午夜陌生的街道,I want a hug。」擁抱是種美國社交禮貌,可我在Flux裡感受到的是在異地互相扶持的心情,尤其是跟外來的創作人相擁。雖然我明白台灣創作歌手陳昇於九十年代浪蕩紐約後寫《老嬉皮》時的鄉愁,但我不想「go home」。家,是文化與國族身份的認同概念。在一代一代移民潮與逃亡史,或眼前四海為家到處尋覓機會的遊離狀況下,我們會選擇到哪兒落腳?而在家不成家的當兒,身為仍在香港求存的人,我們可以到哪裡去?

寫在後面:從華文文學思索「紅」的意義,是筆者正進行的繪畫計劃。2019年二月,筆者將在藝術中心實驗畫廊舉行是次駐留的回應個展,並於年中再回到紐約延續創作。該兩項計劃,均由大華銀行全力支持,筆者予以衷心感謝。

筆者駐留期間開放工作室,跟藝術家分享

筆者駐留期間開放工作室,跟藝術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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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黃傑瑜:〈創作無時停 關晃〉,《文匯報》,2006年10月7日。

(原文刊登於《别字》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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