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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後藝術生態「四三二」

2015/10/2 — 15:25

(攝:高志強,928)

(攝:高志強,928)

撐傘一年之後,我也在構想香港藝術生態該如何走。我零零碎碎地想到「四三二」— 聽起來有點像內地官方頒佈法令的語法 — 四點關注、三種覺醒、兩個方向。

關注文化政策

97 以後,政府突然大力推動文化政策,倡議成立官方意識形態主導的文化局、西九、各種「活化」政策、康文署的「東九」文化霸權,等等。留意這些文化建設的營運背景,都會發現一個強勢強權的大政府正在膨脹與壯大。相反,民間的文化機構與團體(如文學館與活化廳等)卻在資源缺乏的惡劣生態中萎縮與越加邊緣化。這是一個危險的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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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藝術市場

近幾年香港成為國際藝術品交易的主要平台,並助中國曾一度超越美國成為藝術品交易金額最高的「文化」大國。香港的商業價值一直以地產業和金融業推動,突然發現還有一塊財源滾滾的文化處女荒地未曾開發,於是大力投入投資。近年各大地產發展商也意識到在計劃書中加入「推動文化藝術的計劃」有助獲得更有利的地產項目,也紛紛設立藝術基金會與藝術空間。但這種以商業利益為主導的藝術市場的壯大,也直接地說明,其所經過篩選的藝術品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的單一與狹窄,是壓抑與謀殺文化藝術多元化多樣性發展的最主要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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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藝術家就業情況

藝術家作為一種職業,在香港從來沒有成為合理的想像,也還未廣受討論與認可。既然在大眾心目中,藝術家並非一種職業(雖然無疑是一種專業),社會中就沒有「藝術家失業情況」的議題,更不用去解決他們的就業情況。而香港藝術家也習慣了逆來順受、孤芳自賞、無力無奈。雖然藝術界也在不斷地提「百分比公共藝術政策」— 一項美國解決藝術家就業情況與推動文化發展的政策 — 但「大力推行」文化政策的政府卻依然聽而不聞,無意推行這項受到國際認可的文化政策。為什麼呢?因為政府無意讓文化藝術在民間蓬勃發展,害怕失去對文化藝術話語權與主導權的絕對控制。於是,要求藝術家寫計劃書向政府或商營機構申請贊助的方式,依然是政府操控與篩選意識形態的最有效手段。

關注觀眾的培養

香港藝術界(包括學界、藝術家、評論界、商業畫廊、藝術空間、文化機構與藝術工作者等)一向高高在上,從沒有把普通觀眾包括入來。也就是說,普通觀眾是在香港藝術界中缺席的。大中小學都缺乏對學生的藝術觀賞與批判能力的培養與訓練,社會也不關心市民的藝術品味與素養,認為藝術是奢侈品。但事實是 — 我們都還未真正意識到 — 藝術只是現代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與日常用品。簡單地說,當我們要為家居添置一張梳發,梳發無疑是日常的必需品,但以此同時,我們卻把另一個我們生活的「必需品」忽略了 — 那就是當我們為梳發的形狀與顏色作出品味的抉擇時,我們時時刻刻還需要運用到藝術的品味與素養,它們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反覆需要應用的決策能力。觀眾作為藝術界最大的組成部分 — 就如市民是構成城市的最大成員 — 卻被藝術界所忽視,這是極之荒謬的。香港藝術界若真要蓬勃發展,就要把藝術有效地在民間廣泛普及化,用淺白與平等的溝通方式,培養俱有獨立思考、個性審美與批判力的主動性觀眾。

文化身份的覺醒

97 前後,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首次進入香港人的思緒之中。我是誰?我們是誰?對身份的困惑與不確定感,引發了香港人首次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覺醒。到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之後,對於香港人的文化身份的覺醒達到了高峰。覺醒之後,由於已然無法再回到睡夢,有些人或仍會繼續裝睡,但相信更多的人會勇於面對艱辛與漫長的追尋身份的旅程。相信對於文化身份問題的追尋仍然是、日後也依然會是香港文化藝術最大的創作與思考主題。

藝術空間的覺醒

從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到菜園村到新界東北再到雨傘運動,從政府與官僚主導的惡劣的公共雕塑污染到活化工廈活化廢棄校舍再到西九文化區。城市到底需要發展與建設怎麼樣的公共空間、又需要如何配合城市的發展營造合情合理的藝術空間?哪些有歷史與文化價值的建築需要保存與活化、哪裡舊建築需要推倒再重新規劃、如何規劃?哪些郊野公園需要圈地發展地產項目?哪些棵需要砍伐?哪些街道與空間可以讓市民進行公共藝術創作與文藝表演?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市民對公共空間與藝術空間也有了全新覺醒,感到自己有權利也有責任去作出參與與查詢。

文化權利的覺醒

「國民教育」風波之後,文化權利進入香港人的意識裡。什麼是文化權利?引用羅永生先生的一段文字 — 198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墨西哥通過決議,認為文化「賦予人類有能力反省自己,透過文化,人類表達自己、認識自己、體會自己的不完整、質疑自己的成就、不斷尋求新意義,以及創造作品以超越自己的限制」。而有代表更按此原則,進一步認為每個公民都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俾使從事自我批評和自我欣賞,以便培養全面性的個人,亦即透過批判的反省來結合文化的保護和更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的這份宣言,為文化政策指出具體的目標;同時強調「文化保護」和「文化更新」的兩部分,並確立文化不只是藝術創作,更包括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傳統、歷史和記憶等集體創造。這份宣言提供了理論基礎,肯定不同群體的成員應享有平等的文化權利;在政治和經濟權利之外,文化權利成為公民權利的重要一環。(羅永生,2012)

藝術本土化與全球化

近年香港被一股強大的本土化力量牽著走 — 香港藝術生態也冒出了本土化藝術思潮 — 而這股本土化力量又被中國因素牽著鼻子走,以至於不知不覺的偏向於為「本土化而本土化」。有時候,當我觀看香港本土化的一些藝術項目與展覽時,我總覺得那種本土化太狹窄單一了,缺乏全球化的思考與接軌;有時候,當我逛進香港巴塞爾或一些在國際大牌的藝術空間時,我又覺得這太全球化了,缺乏本土化的思考與聯繫。早年世界流行一句口號「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動」,現在最新綜合的版本是「全球化思考加本地化思考,全球化行動加本地化行動」。或許,這是香港藝術生態擺脫單一與狹窄、通向多元發展的方向。

建構城市未來的想像

香港似乎一直都沒有對建築怎麼樣的城市未來有任何具體的藍圖與想像。我們的西九文化區講了十七年都還沒有任何出現實質具體的文化規劃與發展藍圖。香港人普遍缺乏想像力,政府官僚也只專注立竿見影大興土本的文化硬件建設,都缺乏對於較長遠的城市未來的想像。但文化藝術要如何幫助香港人建構城市未來的想像?《1984》有句名言:「誰掌握了過去, 便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便掌握了過去。」所以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建構香港文化藝術發展史的敘述。以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由國內學者朱琦先生所著的一本《香港美術史》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各種各樣的藝術史 —(不要把書寫藝術史當成是背負上什麼傳承文化的歷史偉大使命,並要求把它寫得全面性與客觀性,期望受到全世界的認可。這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香港人自己不敢動筆去書寫藝術史的原因之一。)— 香港藝術史、香港殖民藝術發展史、香港現代藝術史、香港當代藝術史、香港油畫美術史、香港水墨藝術史、香港裝置藝術史、香港行為藝術史、香港藝術圈外野史⋯⋯任何院校、博物館、藝術空間或個人,都應該被鼓勵書寫即使是自己主觀的片面的香港藝術史,然後我們才有可能建構起香港比較全面的客觀的藝術的敘述,我們才有可能為建構文化藝術多元化的城市未來想像尋找一個方向。

 

原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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