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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四週年】香港藝術家的自療與再出發

2018/9/27 — 17:15

— 敬覆黃國鉅〈以藝術的真誠對抗極權的虛假〉

上月底,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黃國鉅撰文,洋洋萬字大談極權時代將臨(已至),香港藝術界(尤其劇場)的社會意義。讀後,與國鉅談起,我說劇場以外的藝術家也試著應對急速改變、日新月異的時局,有些觀察可以略作補充。適逢雨傘運動四年,容許我以白雙全及鄧國騫為例,略說劇場外藝術介入社會的情況 — 不止於透過創作反映時弊,而是以展覽之名引入素人,藉著藝術參與帶動觀者,以創作的行動力填補社運無力感。

藝術動員 在於激活實踐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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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藝術的真誠對抗極權的虛假〉一文中,國鉅提出感性與理性互相作用,透過劇場宗教儀式,構成台上與台下的集體經驗,使之成為「成熟﹑能回應現實世界,而不至於變成極權奴隸的作品」。文章劈頭引述我為其編劇之作 —《新聞小花的告白》所寫的評論,並就當中「劇場動員社會」一點回應 ,道:「如果戲劇可以預料或控制觀眾的行為和反應﹐甚至鼓動觀眾行動﹐那就是洗腦宣傳﹐不是藝術了。」

就「動員」一詞,我先作進一步說明。一般而言,「動員」(mobilization)具有召集共事之意,朝著明確目標集體行動。然而,詮釋藝術空間較有彈性,難以說看畢作品引發共同的行動回應。「劇場動員社會」(乃至於廣義的「藝術動員」)當中的「動員」,並非意在提出具體行動指引,而是鼓勵觀眾反思之後,訴諸於行動。基於各人反思不一,其衍生的行動亦可能有異,故「藝術動員」的重點在於作品刺激思考活動之餘,亦足以擴闊至實踐層面,以致激活(activate)觀者本身潛藏的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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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劇場而言,視覺藝術家雖然較有條件獨自躲在工作室,專注發揮自己的小宇宙,但近年偏偏愈來愈多藝術家以「團隊」名義參展,甚至主動接觸素人公眾,納入團隊,共同創作,發展出類似「參與式藝術 (Participatory Art)」的長期合作模式,進而激活成員的行動力,並衍生更多藝術項目 。

無力時代 由人際關係再出發

必先利申:以我所認知的香港藝術家,絕對不只白雙全和鄧國騫組成「團隊」,吸納素人參與創作。不過,我曾參與他們的創作項目,算是有較近距離的觀察,理解相對充分,故以此為例說明。

同樣中大藝術出身,白雙全和鄧國騫在社運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但雨傘運動期間都去過佔領區。傘運之後,二人曾困於無力感,一度感於藝術無用。白雙全曾言旺角佔領區守望相助,「好似電影,好浪漫」;後來追蹤社運聆訊,像是「扶乩」一般,記錄聽審過程浮現的圖像,並轉化為封印、噩夢牆紙、聖物等,漸漸從中獲得解脫。傘運落幕, 加上銅鑼灣書店事件,鄧國騫質疑過往用藝術作品觸及社會議題的做法是否帶來得著。他一度分不出那種無力的困境,因社運「失敗」所致,還是純粹個人發展的瓶頸,故專注生活再從中尋回藝術。

白雙全追蹤社運聆訊時做的筆記和速寫

白雙全追蹤社運聆訊時做的筆記和速寫

無獨有偶地,二人近年均吸納素人,以「團隊」模式協同創作。早在 2011 年,白雙全在深圳開辦「天國會」,招攬住在大廈頂層四角「最接近天國的單位」住戶入會,定期聚會搞活動,並於 2014 年 4 月成功在深圳組織會社。同年,雨傘運動爆發前,他聯同胡敏儀、李淳朗、嚴瑞芳,以「L+」名義參展。2015 年,「L+」團隊在「油街實現」進行「黑 Hack」的藝術項目,公開招募「在油街宿一宵」的計劃書。其中四名參加者(包括我),其後組成「LH02」參與今年 5 月在大館當代美術館開幕的展覽。至於他與胡敏儀、嚴瑞芳再組合的「L sub」,將於 2020 年參與「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香港部屋展覽。由此可見,白雙全的「團隊」計劃,不斷增生,開枝散葉。回顧這些年來的「團隊」模式,他沒有直接歸因於社運起跌,倒是好奇視藝創作可否像「夾 band」一樣,每次呼召不同長處的人,組合起來大家就能「自動波做嘢」。

鄧國騫今年發起「懶腰」計劃,公開招募陌生人同枱食飯,共謀參展,亦同樣並非劍指政治。舉辦圍村盆菜飯局的背後,他思考的是陌生人如何聚合起來。從熟悉的藝術圈子出發,他最終可以接觸到甚麼人,甚麼人與甚麼人之間又產生何種化學作用,透過展覽將各人特有的「質地」陳示出來。這些「團隊」藝術項目沒有具體的行動指引,甚至沒有嚴密分工,展覽的參與程度,出席聚會的頻次,全憑成員自決,而不設外力要求。據於各展所長、互相補位的信任,「團隊」內建立默契,繼而共同朝著展覽的目標前行。

「懶腰飯局」
(圖片來源:Rooftop Institute)

「懶腰飯局」
(圖片來源:Rooftop Institute)

素人合作 帶動齒輪各自運轉

展覽, 或有曲終人散的一天;但人與人關係總是沒完沒了,一旦建立,大多都一世糾纏。因此,緊扣人際關係的藝術項目,效應不止於單一事件。持續接觸,互相感染,彼此鼓勵,交流資訊,由一個合作項目帶動成員,讓成員的齒輪由被動到主動,最終各自運轉。

以白雙全的「L+」為例,2014 年初次埋班,成員之一的胡敏儀從事廣告及市場推廣多年,當時才剛剛轉投藝術及文化行政領域。四年後的今日,她已經創辦新界西文化藝術空間「清山塾」,並以「短髮工作室」的名義,再夥友人繼續策劃展覽;另一成員嚴瑞芳雖然本身藝術系出身,近年繼續個人創作以外,2016 年亦與數名友人成立非牟利藝術團體「天台塾」,促進亞洲地區的藝術交流。前輩帶著後輩,內行人領著素人入行,藝術「團隊」效應不只是完成展覽,而是開啟成員不斷創作,繼續從事藝術的動力。

清山塾

清山塾

「懶腰」尚在進行中,鄧國騫同樣相信項目有助「帶人入行」。「懶腰」公開召募成員,成員多是藝術愛好者,比白雙全團隊更「素人」。他們平日可能只是逛逛展覽,但其實都臥虎藏龍 — 有人學畫畫,卻因照顧家庭而放下畫筆多年;有人曾去英國學插花,但另有全職工作。今次展覽便成了他們各展所長的機會。早在展覽開幕前,鄧國騫已鼓勵成員「做啲嘢」。他形容自己創作的部分猶如「框架」,已大致完成,開幕後成員的參與和介入,才是作品一直演化下去的關鍵。即使今次未能發揮,他也希望成員在今次一系列的飯局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日後有機會再合作,並將這種人與人的相處方式感染開去。

白雙全也好,鄧國騫也好,藝術家帶頭發動齒輪。成員起初可能被動,亦可能在藝術家退場之後無法「自轉」,但留下來的就啟動了潛藏的動力,甚至得以獨立運轉,成為另一個帶頭的齒輪。這種藉由藝術參與激活行動力的模式,我暫且稱之為「artivation」(art + activation)。

共歷感染 以藝術建立社群

「Artivation」的關鍵在於人,互不關連的人因一特定目標,通過集密聚會,建立共同經歷。激活雖以藝術之名號召,但維繫群體卻是出於最基本的人際溝通互信。從一場展覽出發,藝術家的角色雖然偏向主導,但成員仍可提出相應的意見,甚至理解藝術家的意圖之後,嘗試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回應參與。就像鄧國騫的飯局成員,將插花帶入藝術家設定的家居框架。成員雖然學習的是西式花藝,但配合場地作出了日本花道的嘗試。由此可見,合作目標是藝術展覽,但過程卻是與不同立場、觀點與角度的協商。每次聚會都是相處的練習,可惜是我們總是太缺乏走在一起的原因。

金鐘佔領區,香港人搭建帳幕作長期留守,圖中有義工搭建木製設施,方便市民進出、溫習。(余震宇提供圖片)

金鐘佔領區,香港人搭建帳幕作長期留守,圖中有義工搭建木製設施,方便市民進出、溫習。(余震宇提供圖片)

四年前的雨傘運動,香港市民因著爭取普選,一起走上街頭。佔領區裡,滿街盡是陌生的臉孔,但大家仍然無分彼此地分享資源。佔領行動雖然持續不足三個月,但當時建立的互助社區對於金錢掛帥的香港社會,還是帶來相當震撼。城市格局離散了人,卻在走上街頭的時候打破了隔閡。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文學碩士課程主任何慶基曾這樣說:「你去過烏托邦嗎?我去過,還在那裡活了 79 天。」從爭取普選的目標而論,雨傘運動確是無功而回;但佔領孕育社區,啟發人際邊界的重新想像卻是影響至今。互助,未必是曇花一現,人與人曾經有過的連繫就算轉弱,往往在危難時亦能迸發出來。近如月中,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市民響應紅十字會呼籲,到大澳協助防災;或如將軍澳居民自發搬磚,民間修復海濱長廊;又或者粉嶺有市民自攜器材,砍樹開路⋯⋯如是看來,行動力不是沒有,但沒有颱風和政治的強力刺激,我們就願意站出來嗎?我們就沒有其他自我凝聚,互相借力共生的方法嗎?

陌生人不會貿貿然走在一起,我們可能需要一個名目,一件事,但不必宏大。像藝術家以「展覽」之名號召, 維繫周邊行業,乃至藝術愛好者,嘗試在危機以外提出人們走在一起的理由。藝術家不單是「團隊」的發起人,亦因他們「前輩」和「內行」的身份,其一言一行都成為焦點。微小如他今晚食乜餸,大事乃至他表態反對《國歌法》,一舉一動都映入成員眼內。他們在「團隊」裡的存在頗為赤裸,像是透過暴露自己的人生來刺激成員思考—有人可能直接參考,視之為楷模跟隨;也有人可能不同意,繼而發展出自己的想法。

藝術家在「artivation」的過程,不但直接介入成員生命,激發思考;也造就遇上異見的機會。他們嘗試提出更簡單、更純粹的聚合根據,即使日常如一餐飯。一餐飯當然無法改變世界,但卻可能在與陌生人的閒談間,接觸未見識過的人生觀,挑戰你一些固有想法,激發新念頭。一個人的思考,沒有天生完美無瑕的。唯有吸納相反意見,從批評中不斷修正改善。「Artivation」提供磨和差異的實踐平台,並以展覽的形式呈現持續演變的溝通狀態。

城市人多而且稠密。看著一個一個似是無關係的人在身邊流走,你有沒有想過彼此的生命可以有更多交疊?藝術家用最熟悉的們創作連結人,同時你可以從你擅長的範疇出發。哪怕是「為聚會而聚會」的聚會,試著將陌生變成熟悉,用你個人的信念與其他人的商榷,然後把世界變成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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