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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感謝你》— 無法言明的經濟曖昧

2018/7/18 — 11:10

《公司感謝你》

《公司感謝你》

英國新工黨政權從1997至2010年間努力不斷,將文化置於政制之中,並帶頭令西方各地開始從規整社會更替到講究自由、自如與彈性的經濟運作模式,是為英國興起的創意經濟。之後,專注城市規劃的學者Richard Florida 更近乎狂喜般宣告創意紀元的來臨,並樂於相信勞動此概念已成名存實亡之事。而於2011年,而向歐美快速經濟轉型,德國編劇Lutz Hübner 與Sarah Nemitz 合寫《Die Dirma Dankt》,寫世代之爭之外,更反映了自身對於新經濟系統的焦慮。

此劇來到香港直譯為《公司感謝你》,劇本由唐薇翻譯,李國威導演。這劇精準地把《Die Dirma Dankt》搬移到香港舞台,通俗易懂,閒時有幾個笑位,卻因此依樣畫葫蘆,依循劇本略過了經濟當中詭譎多變的面向。其實,有關經濟的劇本仍然十分罕有,而且難啃(我身旁兩位觀眾都睡得頭顱半嚲)。畢竟要以創作呈現本為艱澀難明的經濟問題,並且發展當中的人事、情感,實為困難。因此,我仍然喜歡這齣劇,喜歡它嘗試瓣開經濟體系裡面的種種情感糾結。經濟不單純是經濟,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更為準確,而人在當中左搖右擺。

《公司感謝你》,由一位名字繞口的Krusenstern 開展。Krusenstern 為公司產品研發部的老臣子。隸屬研發部,卻一成不變,做事堅持要有清晰指令,一板一眼。防不勝防下,像穿過隨意門一樣,他到了公司旗下的渡假區,卻儼然到了一個新時代一樣,一切人事、格式也煥然一新,連同自己也開始面目模糊。看著如此的劇情推展,想到近十年的創意經濟,想到文化圈子裡面一直迷離撲溯的難題,以致一眾同行者與創意、文化等志向亦遠亦近,或如Krusenstern 一樣有時精神分裂。就如前所說,經濟體系,聽來冷硬嚴實,然而當中卻是大量的情感分泌,有苦有樂有掙扎與自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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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主Krusenstern

有關創意經濟的說法,有很大部分都是圍繞著當中的成敗得失,又或者是帶來的士紳化和剝削。而事實上,經濟體系中身份不定的勞動者,他們的情感起伏,所承受的希望與失望,絕對不比經濟環境清晰易懂。特別是當人人聲稱的創意實在是無法定斷,也沒有標準可循,在創意勞動之中便總有令人不知所措、無所適從的部分。除了恆常的掙扎,還有恐懼、不安,甚至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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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裡面,主要圍繞著Krusenstern所經驗的種種矛盾。在Krusenstern 身上,堅持是相當費力的事。在事事創新、輕鬆,講求意義的運作之中,代表傳統與舊事的他無辜被淘汰。而所謂舊事,都只不過因為突如其來有新事出現。因此,隨著年輕總裁Sandor上任,任職二十年的Krusenstern 便徹頭徹尾變成了革新的苦主。劇所上演的,更是Krusenstern與Sandor 之間的角力,更是工業化運作與創意經濟之間的比鬥。

其中一幕,他為會議作事前準備,在眾人來到之前為每位預早分發筆記簿和樽裝水,更一絲不苟地安放兩者,調較角度,每位與位之間距離一致。作為觀者,看著看著也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只知道他在擺放第四枝水的時候,我以開始默唸,弄好未弄好未,不必要不必要。開會都是多麼不必要,定時間約時間等齊人又要影印議程和相關文件,而往往所得出的討論、建議都是三言兩語可以提出的。亦如Krusenstern在會中煞有介事地為新成員計劃的小組、聯誼會,三言兩語,陳腔濫調。而開會,可能是一種將儀式進行到底的事情。

將儀式進行到底,將每個工序奮力做到最好,卻不及新紀元、 新人類(劇中以年輕總裁Sandor 飾演)一句嬉笑之言或是一下擺弄姿態來得有成效。一切皆是徒勞。Krusenstern 最初氣憤難平,到中段也開始質疑自己是否已經過時。掙扎在新與舊之間,在勞動的新舊概念之間,Krusenstern 徹頭徹尾地變成了一位悲劇人物。

是苦也是你和我—Sandor、John、Ella、Mayumi

綜觀全劇總是由Krusenstern 的角度出發,一直看著,總是為到被簡化得乏味顯淺的其他四位角色不忿氣,看畢全劇後便很想找出元兇來追究。究竟是因為Lutz Hübner 與Sarah Nemitz在編寫劇本那時經驗的經濟狀況還未如當下複雜無常,抑或是因為他倆都如自己筆下所寫的Krusenstern,過於焦慮而亂了視點,又或是李國威導演把箇中問題想得太簡單。換過話說,太樂觀。因此,也希望就此作以下的補遺。

在新經濟,或是創意經濟的捕獵網裡頭,從來不存在必然的勝利者,或失敗者。又或者,從來不存在必然的上層階級、必然的享樂者。因此,每當Sandor 以輕佻浮躁的形象出現,踩滑板車、盤坐在辦公桌上、穿著浴袍穿插辦公空間等,我也異常同情他。其實,在Krusenstern 渴望清晰指令,渴望有正式的工作環境,與私人空間劃界,甚至乎苛責Mayumi,禁止她在公眾地方談私人電話的同時,Sandor、Mayumi等人的工作空間早已與私人生活混為一潭。

有關勞動形式的討論在近年非常重要,特別是我們再也無法輕易分辨幾時工作,幾時可以休息。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學術上常討論的work-life balance),早已蕩然無存。台上五人,置身的空間有一大張看似一塵不染的長方形桌子、兩張弧形長凳而且以不規則的角度排列,以及懸在天花的一個特大菱形(與其將之稱為菱,不如說成為一個不正不妥的正方形),要麼如Krusenstern一樣,無法順利運作,要麼一日二十四小時無時限地經驗、發揮,創意(也讓我想起好些媒體公司,奸狡地,有沙發有床有按摩椅)。創意勞動,比起鮮明的剝削與異化藏有更大的危。

而舞台上的渡假屋,以及口口聲聲推祟的創意,都誘使各人能夠樂此不疲地工作,或如高層John口中所說「諗啲嘢黎做」。對比起沉醉於朝九晚五、瘋狂加班的Krusenstern,Sandor、John、Ella和Mayumi從來沒有上班或下班,全日無間斷的享樂又工作。精神混沌,無分裂可言。

無名創意公司

雖說是新經濟,劇中卻不斷說明了所針對的正正是創意經濟,創意紀元。Richard Florida 對於創意紀元的推論,在大學讀到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已到了《第五元素》的場景,車輛從此不再在地行駛,我們可以於懸在半空中的麥當勞點餐。然而,直到現在,原來都只不過是工作空間設置轉換,多了幾幢包裝美觀整潔的活化大樓、幾條新規劃街道,而有更多更多的小店、文化被棄置不顧,租金卻因而大幅攀升。

創意啊創意,無可量化,無以名狀,也因此危機四伏。正如劇裡面的公司,看畢全處也不會知道它賣的是甚麼。它充滿了的是符號般的、圖騰般的力量(symbolic power),亦如劇中所引用的Andy Warhol。劇中Sandor 不時以Andy Warhol作範例,說明自己的行事方式,甚至把接近敗潰Krusenstern說成槍擊Warhol的基進女權主義作家Varlerie。

在1968年,聯合廣場西面,Andy Warhol的工作室「工廠」裡,Varlerie 開槍欲射殺Warhol。不少知情人士認為Varlerie 是知道Warhol將會從她的作品偷取概念,因怒之下動殺機。當Valerie被警方拘捕時,她說了一句:「沃荷對我的人生著實太有影響力。」(“Warhol had too much control over my life.”)太有影響力,與後期的Steve Jobs、Mark Zuckerberg類同,以複製和偷取概念換得「創意」的光環,有意無意這般操控了在世者的生活與意志。同時間,也證明了人是多麼脆弱而不堪一擊。即使是多麼想掙扎求存的Krusenstern,也因著他的抵抗而被收編成創意的一部分。「你是獨一無二啊。我覺得你好有趣」Sandor 對Krusenstern說。抵抗過後成為了共謀分子。文學及創意產業學者Sarah Brouillette在研究文學作家與經濟的關係時,狠心指出,那些鬱鬱不歡,想與商業世界分隔開來的作家,他們的矛盾與辛酸正正反過來成為經濟的推動力之一。而且,是廉價的推動力我。

其實,Andy Warhol或者比後人都多一種革命性,而這樣的革命,如Sandor 一樣,讓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為到無法言明的東西,藝術、創意、革命,變得面目模糊而不自知。而聽著Sandor 如何講述自己以Andy Warhol太陽眼鏡的複製品,賺了兩桶金,我更發現,甚至Andy Warhol自己,也在這樣的運轉中失去可辨的面貌。

而創意,也在創意的經濟運轉中,必然地失去了本來的面貌。

無終結可言

不少劇評把Krusenstern 寫成悲劇式英雄。然而,他只不過是一個平凡人而已,與大家一樣,有婚外情、自以為是、寬己嚴人,害怕失業。亦因為平凡,才會陷入如此的經濟狀況,經歷以上種種,成為最妥當、最循規的創意勞動者。而悲劇,如前所說,也發生在另外四個角色之中。

因此,最後一幕,看到Sandor 那邊與Krusenstern 依然壁壘分明,看著Krusenstern朝向光源離開自己的崗位,總是覺得有所缺欠。Krusenstern最後不應是無盡的離開。在於我,為者只是準時下班,便足以把Sandor 的虛幻快樂戳破,讓各人都知道彼此殊途同歸,歸於無所終結的創意經濟裡面。而當然,他們仍然可以有熱情、有夢,有實實在在的快樂與滿足,就在無盡而無法定斷的勞動裡。無可否認,自我感覺良好,是我們可以賺到最多、也最珍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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