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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無法跨越的矮牆

2017/4/25 — 13:31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照
(圖片來源: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facebook,攝影:Carmen So)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照
(圖片來源: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facebook,攝影:Carmen So)

自從認識歐陸新文本後總覺驚喜處處,不但在劇本寫作形式上屢創新猷,落墨之餘更不忘社會關懷。文學中有後設小說試圖探討形式與內容的關係,而不少當代劇場文本亦有這種互相辯證的特點。或許前進進之前搬演的《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下稱《卡》)也可如是觀;但此劇更進一步,以近年來最火熱的難民議題為引子,探討翻譯和旁觀者倫理的問題。

我不諳德文,是以台灣陳佾均翻譯的劇本便是我唯一以文字理解《卡》的救命草。但所謂翻譯,少不免有訊息的流失:發訊者有自己的語言符碼,他們的符碼會先經過中介者、亦即翻譯,轉變成為收訊者了解的符碼。但存在於語言之外的符碼又如何處理?《卡》對翻譯的質疑更為基進, 甚至已進入倫理學的視野──那情感呢?難民議題人道危機當中的情感能否翻譯、傳遞予距真實現場半個地球的劇場觀眾?抑或到最後,是否仍無從介入,只能重述、再現,在表象的層面載浮載沉而不得要領?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照
(圖片來源: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facebook,攝影:Carmen So)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照
(圖片來源: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facebook,攝影:Carme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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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的編劇Kevin Rittberger,記者出身,寫作此劇時進行了多次田野訪問,再將語料結合於作品之中,設計了口譯員和紀錄片導演的角色,形成夾敍夾議的文本。如此一來前進進的《卡》就有多重後設:一是原編劇如何將訪問成果藉由角色傳遞予劇本的讀者(不論是導演或是觀眾);一是譯者如何翻譯、再由導演馮程程搬演;而最後當然是處於香港牛棚十二號的觀眾如何理解此劇、和接收當中這種無可避免的訊息、情感轉化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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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牛棚十二號的魅力:中間一道矮牆割分兩邊,前進進在兩邊和其中一端設置觀眾席,當步入場地開始,觀眾就必須要選擇一個屬於自己的角度;沒有一個全知的角度能予人完全觀看三個牆上的電視屏幕,更遑論演員在幕於幕之間的站位和情緒轉換。世界唯一大同的地方,就只得開場時戴頭巾的非洲難民,拉著鋼琴繞場航行的意象──每個觀點與角度或有出錯誤讀,但非洲難民經海路偷渡到歐洲而溺斃,卻是不爭的事實。

Kevin Rittberger或許亦意識到自己身為歐洲白人寫一個關於非洲難民的劇本時會出現的歐洲中心主義;與其說《卡》是一個故事,倒不如說是劇作家在作品中不斷將自己代入角色,由角色的自述和他們之間的對話帶出對重述和翻譯倫理等的論辯。全劇在「Blessing日記」之前的敍事都是比較割裂的;馮程程的《卡》將原劇本中排最前的「Blessing日記」調到尾二,亦刪去了作家一角,其餘時間則由紀錄片導演尤莉卡、口譯員琳特、記者狄斯克等歐洲人和非洲難民Boubacar的戲份穿插其中。馮程程在演後分享也提到,「『Blessing日記』是全劇中結構最完整、最打動人心的一個故事,所以特地將它排到最後,好好地說。」事實上前進進去年在他們的表演探索計劃中都已經嘗試展演《卡》的「Blessing日記」,是以今次韓梅再次演出Blessing一角,無論語氣或節奏俱佳。舞台美學上,「Blessing日記」一幕亦煞有介事將較高的一面觀眾席變了全劇中一個較為正式、而且矮牆兩邊都能清楚看到的舞台──觀眾要離開原先坐席,讓Blessing到「台上」拆開報紙包裝的足球,層層剝開拆到最後的日記本,儼如儀式,訴說著自己不惜一切都要乘船到歐洲的故事。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照
(圖片來源: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facebook,攝影:Carmen So)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照
(圖片來源: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facebook,攝影:Carmen So)

桑塔格 (Susan Sontag)「旁觀他人之痛」本身批判的是過份渲染的戰爭和災害影像,正因其「不在場」而令觀者麻木無感。所以任憑誰都能以此來閱讀《卡》一劇,而結果總是有效得過份。但如果我們將難民議題的「他人之痛」再進一步,置換成劇作家面對重述議題而衍生的無力感的話,不難發現到馮程程與此的共振。譬如,當我重讀鄧正健評2015年的《石頭與金子》時,都提過馮程程有這種「知識分子的焦慮」:

「她不是來自草根階層,無法完全代入他們的心聲,她只能依靠資料搜集和訪談這些間接方式來獲得相關經驗。在代言和旁觀之間,她一度困惑於自己的發言位置。」

當然,Kevin Rittberger 在《卡》中以喋喋不休的理性辯證述說自己的焦慮,而《石頭與金子》則關注女保安心理及其周邊敍事,相對《卡》顯得內斂沉靜得多。雖然創作背景不同,但《石頭與金子》的女保安與《卡》的非洲難民也可算史碧瓦克(Spivak)所定義的屬民(Subaltern) ,馮程程的處理亦與上次同出一轍:發掘屬民的「心理傳記」,像她在場刊所說,將兩個非洲難民Blessing 和Baubacar的戲份「調動到更重要層次」,藉此帶出群體的共同意識。於是我們看到Blessing有一個專屬的舞台,並藉戴上古老部落中的巨大面具,形成一種重擔、一種壓力,使觀眾無法忽視當中的拉扯及那種有血有肉的「在場」感。

但馮程程沒有忘記Kevin Rittberger身為知識分子的無力感。當完成「Blessing日記」後,陳秄沁與韓梅徐徐步入牛棚十二號的另一邊──沒有特地為「Blessing日記」而設的舞台,沒有任何佈景,有的只是兩人在矮牆附近一站一坐。口譯員吐出「翻譯的人格格不入」時,她也不再是劇中的口譯員,反而無可避免地成為了劇作家、導演、甚至演員本身處境的再現。我現在想,其實也可讓口譯員戴上Blessing的巨大面具,突顯她亦是背負千百萬個重擔的一人。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照
(圖片來源: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facebook,攝影:Carmen So)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照
(圖片來源: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facebook,攝影:Carmen So)

沒錯。不論台前幕後、抑或牛棚的觀眾,都距電視影像的災害現場達半個地球之遠。但當「他人之痛」置換為「再述/翻譯之難」時,反而因劇場「在場」的特質而令觀眾不再「旁觀」無感。就如陳炳釗不久前在新文本創作沙龍說,「劇場因有實物的存在(PRESENCE)所限,在全黑中仍能感到人的能量和味道,做不到完全不存在(ABSENCE)。」如果說前進進的《卡》能夠「還原」任何「真實」,大概就是那種因「在場」引致的「不真實」,而這種「不真實」、「表象」在「後真相」的語境下,往往成為了「真實(的其中一種)」;可悲的是,我們無從置疑。

不如就這麼收結:千百萬個翻譯其實都一樣──是以我喃喃說了一些關於翻譯的東西,我就這麼,無話可說──Sprachexitus, also sprachexodus[1]

評論場次:2017 年 3 月 31 日,2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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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最後一場獨白〈表象的終結〉當中「語言的死亡」和「語言的出走」兩個詞組的原文。譯者陳佾均解釋,前綴”Sprach-“ 在德文解作「語言」,連同後面的”exitus” 和”exodus” 和其他字詞合成一串以「語言」為主的聯想網絡。見《在後戲劇浪潮之後──當代德國劇作選2》,2015年書林出版,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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