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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雙年展:回歸本質,也是不安於室

2019/1/28 — 12:52

柯金源,《我們的島——臺灣環境變遷紀錄影片》(1980–2018)及《前進》(2018),錄像裝置 © 參與者、台北市立美術館

柯金源,《我們的島——臺灣環境變遷紀錄影片》(1980–2018)及《前進》(2018),錄像裝置 © 參與者、台北市立美術館

【文:Wgraphy】

「所有環境問題的背後均是文化問題。」— 如此鏗鏘的簡單一句,出自本屆台北雙年展的台灣策展人吳瑪悧的口中。當時她正在台北發起「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以各種社區行動把人們重新與環境連結,轉眼已是十年前的事。她本身也是位藝術家,相當具以藝術介入社區的視野和經驗,堅信藝術可以持續改變社會。至於雙年展的另一位策展人,來自意大利、現任莫斯科V-A-C基金會藝術總監的馬納克達(Francesco Manacorda)的背景則相對貼近主流西方當代藝術,他曾於Tate、Artissima等國際級藝術館和藝博會擔任要職,亦活躍於各大雙年展的策展範疇。

策展人吳瑪悧及馬納克達(Francesco Manacorda)© 台北市立美術館

策展人吳瑪悧及馬納克達(Francesco Manacorda)© 台北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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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雙年展採用「雙策展人」模式,以一位在地策展人配一位外籍策展人,各地早有先例。台北雙年展由第二屆(2000年)開始連續沿用了此模式六屆至2010年,意味著展覽定位固然是國際性,但亦不忘融入在地脈絡,流遍台北的土壤。然而當雙年展成為兩位策展人公開的對話場域,這樣的思維會不會演化成另一場文化角力?一個成功的雙年展應能內外兼容,既呈現在地文化精神,亦能提出具全球性的訴求,引起國際廣泛討論;國際化的同時卻怕最終離地收場,與所在場域變得無關痛癢,淪為文化界嗤之以鼻的打卡秀。本屆雙年展重用這平衡組合,政治正確之餘也為其有力的策展主題奠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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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的策展思維清晰,有兩個解讀的層次︰一是提出他們認為「二十一世紀最迫切的」生態、環境議題的討論,重新審視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他們試圖以生態系統般「全面、互相依存」的思維進行機構實踐,透過展覽思考博物館的定位和責任,顯出功力和深度。如果要用最簡單的方法闡述「生態系統」,孩子會畫一幅圖畫,畫面有太陽和樹木,可能加一兩隻動物;讀過初中生物課,便開始能背誦出生態演化環環緊扣、周而復始等話語。而要透過一個「藝術」展覽談生態,豈是三言兩語、數件作品可以說得深刻。

就作品主題而言,展品無一不果敢地呈現生態和環境議題,並揭示人類在其中不容逃避的責任。從展場入口Rachel Sussman的時間軸表,充分演繹人類中心觀、Julian Charrière的人造熔岩,呈現人類開發科技產品而對天然資源的破壞、到未來農夫(Futurefarmers)的種子之旅,探討每況愈下的農業問題和生物多樣性,均毫不猶疑地回應了活生生的全球性問題。這不禁令人猜想「後自然」的真正意義,是步向滅亡,還是有計可施?「後——」具顛覆或偏離的意味,展覽以「後自然」為題,似乎是在喚醒人們「重新關注」大自然、「再次審視」人類作為生態環境一員的角色居多, 而非要偏離些甚麼。或許正是問題變成常態,才需要「偏離」那些「已偏離的」,重回正軌之上。

Julian Charrière,《變質岩 XXXXII》,2016,人造熔岩、熔化的電子垃圾 © 藝術家、台北市立美術館

Julian Charrière,《變質岩 XXXXII》,2016,人造熔岩、熔化的電子垃圾 © 藝術家、台北市立美術館

習慣看當代藝術展覽的觀者,或會有感部分作品形式並不有趣,近乎沈悶。很多作品有別於藝術展的常客,當中呈現的文字、資訊極多,研究的方案和數據本身就是作品,需要較長時間閱讀和消化。這跟雙年展希望促進跨領域的思維,廣納不同參展單位有莫大關係,其中包括科學家、社運團體、環保組織、社會學學者、建築師、紀錄片導演等,把一貫「藝術之外」的聲音納於藝術之內;官方名單亦用上「參與者」(participants)而非「藝術家」,清清楚楚地模糊了藝術家與非藝術家的界線。可想而之,隨之而來的便是展品的呈現手法變得「不太藝術」,使藝術觀眾皺眉,甚至有感走進了科學館。

反過來看,這樣瓦解門檻,摒除任何矯情的修飾,把台灣人關注的議題實實在在地置於雙年展這國際平台讓世界看見,正正是展覽撼動人心的地方。四十二個參展單位中,近一半來自台灣,另外接近十位外國參加者的作品亦直接與台灣的環境對話,好些更是在地委約創作。例如泰國藝術家Ruangsak Anuwatwimon以台灣受汙染的土壤製成土丘,揭示環境破壞已層層深嵌於台灣的土地;台灣農夫陸季盈的日記,呈現了耕作智慧、常民瑣事與七十年來社經環境改變對台灣農業的影響;台灣紀錄片導演柯金源的錄像裝置,播放二十二部記錄台灣環境變遷的影片,以一個活的影像資料庫細說污染、保育、資源管理等議題,赤裸地真實。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 參與者、台北市立美術館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 參與者、台北市立美術館

還有並置於二樓的四個台灣組織: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台灣千里步道協會、打開綠生活和基隆河守護聯盟,以大量文字、影像、樣本、文件紀錄等展示其倡議的計劃和行動。這些參展人沒有畫廊代理,不是藝博中炙手可熱的藝術家;展品不存在高深的藝術理論、艱澀難懂的詞彙,也不需要觀者有藝術史的知識。它們是當前社會面對的嚴峻議題,切身得無處可逃。它們像通識科壁報板,靜靜地排在兩旁,只要觀者願意花時間閱讀,定能略懂其中一二。眉頭稍解的一瞬,心卻為生病的島隱隱作痛,腦袋不忘思考藝術的本質,以及藝術館的責任。社會問題的研究可以是藝術嗎?社區行動的紀錄該被納入藝術館嗎?藝術的條件該如何因地、因時制宜?若礙於身分或形式而把它們摒除在外,而水深火熱的問題仍每天在發生,藝術館憑甚麼教育大眾藝術就是生活,而不是粉飾太平的工具?

藝術是社會行為的產物。藝術家以各種手法傳遞情感,邀請觀者進入想像和思考的空間,很多時候拋出大量問題卻沒有答案,因為重要的往往未必是結果而是過程。以一個立足藝術館的雙年展探討機構本身的定位和價值,進而批判機制,也是一個千絲萬縷的過程。台北雙年展早在2012年以「博物館」作為討論歷史的媒介,2016年的「當下檔案.未來系譜:雙年展新語」亦反思藝術館的地位和角色。本屆進一步推進思維,廣納跨領域的聲音,民間的、反對政府的、大膽揭示問題的, 使北美館成為一個更融入社群的社會參與者,而非高高在上的機構,某程度上也是對藝術世界的權力架構和資本力量的抗衡。身居一個凡事不透明、市民常被蒙在鼓裡的地方,看到擁有如此視野和胸襟的展覽,內心不免翻滾。

台北雙年展每每始於秋,結於春,可謂是「跨年展」,總讓人有種反思過去,展望未來的之感。二零一九年,當聲光充斥、虛擬流行的藝術界在瞻望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t)、區塊鏈(blockchain)等科技如何帶來新機遇;當又一個高端的藝博會落戶台北,畫廊和收藏家熱鬧地派對時,北美館沒有承歡獻媚,也拒絕嘩眾取寵,而是泰然自若地重新審視,美術館作為生態系統、以及龐大體制中的一員的責任,溫柔地質問藝術的本質為何,同時不忘持續引領公眾思考,也是另一種不安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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