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喬裝成志工的無償勞動陷阱(上) 一場無私奉獻之夢的後現代性裂解

2016/3/23 — 13:21

常見於各類徵才廣告的視覺圖像。

常見於各類徵才廣告的視覺圖像。

【文:陳韋臻】

在一方棉布頭巾的
密密印花中
勞動的一日
寫下它的夢。

──約翰.伯格(John Berger),〈頭巾〉,1985

這兩三年,我一直想努力看透自己做為一個文化產業非典勞動者的身分與其外的結構,兼職的、派遣的、接案的、彈性工時,或者其他屬於這個新世代的勞動處境,因此,〈藝術勞動價值的復返──全面非典化與階級不正義〉一文曾是個起點。但就在起頭的時刻點上,我卻立刻遇上一條岔路,帶著我往一個乍看不相關的道路前行,表面上無害而利他的一場夢,過沒多久卻即刻回指向勞動結構,逼著我非得看得更進去一些。這是關於志工,或者你稱它義工、志願服務、民力,都好。

廣告

2015年10月,我在網路上看見一則中興大學某學程「徵聘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數名【延長公告】」,徵求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文中出現一排紅字:

*本職缺屬義務授課,不支給鐘點費。

廣告

中興大學某學程的徵才公告。(截取自中興大學網站)

中興大學某學程的徵才公告。(截取自中興大學網站)

網路一片嘩然。當然,中興大學秘書處在12月22日做出「澄清」:

此次擬聘之兼任專業技術人員雖不以鐘點費形式支給,但仍會透過其他合作研究方式支給研究費或車馬費。

看似稍微合理,卻擺明違法(《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12條),但無罰責可咎。再探其它法條:依大學自治的條件,此案必不適用《勞基法》;而只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的《教師法》,也與此案無關。

撇開近年種種高教的勞資問題(甭提助理、兼職、專案或動輒任職數年的「代課」教師們),這個案子實際上展示了雇主無所不用其極壓低勞動成本,甚至以「義務」之名做為無償勞動的手段。

從公家單位到民間非營利團體,乃至於營利媒體,「志工」的徵召彷彿成為壓低人事成本的魔術棒。它不再只是一種服務美德、貢獻社會的「利他」行為,更是補充性勞動力的重要一環,同時也是欲進入職場的年輕人自我培訓、累積經驗與專業信用的途徑──透過「志工」累積credit,是進入相關領域的重要裝備。

同樣在尚未走遠的2015年,有如國立大學徵聘義務講師案,文化領域的志工招募之專業度需求與工作要求,著實令人咋舌。如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徵求「夏季志工」,支援美編、網站到專案研究等項目,且需「確實打卡上下班」、「希望穩定值勤1年以上」;國家電影中心主辦的紀錄片影展因經費被砍,徵求「字幕、宣傳與採編、接待、外語觀眾貼身翻譯」等六大項目的志工;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徵「策展人助理」實習生,除了策展助理工作,還要擔任行政、空間、圖書館與資訊管理;直到年末,TVBS還送我們一則「公民記者」招募新聞,致贈「公民記者證」以表感謝。

就我所接觸,諸多公家文化相關單位一旦職位開缺,便會率先考慮聘用曾經擔任「志工」的對象。換言之,這些身處各文化產業具彈性化的無償年輕勞動力,在資方而言,除了降低薪資成本(包含工讀生亦適用的勞健保雇主部分負擔),同時也省去了需以人力、時間與經費的培訓職責;另一方面,如公部門影展在招募志工後,正職工作人員除了既定的工作內容,更需負擔更高的心力以「培訓」志工,亦是將原先由雇主負擔的培訓成本壓縮在職場勞動者身上。

讓我們先回來談談台灣的志工歷史發展與轉型。

時間拉到1984年。此時,台北市政府首次登報召募「志願服務人員」,36名志工一齊拉開台灣志工制度的序幕。此時期的志工是以社會局為主管單位,僅限於社福系統之中,目的在弱勢、青年與社區服務等。

但到了1990年代初期,北市府展開「台北市政府推動業務外包及建立義工制度實施計畫」(1993),同時文建會開始推動全國文化志工制度的建立,將志工制度推往另一個方向。1996年,北市府的「擴大辦理志(義)工參與市政建設實施方案」,各局處與所屬區公所皆得依此方案召募志工,志工的應用單位與服務方向開始轉變,而中央亦透過文化建設委員會推展文化機構的義工建置。1997年,北市府社會局再推出「志(義)公招募實施計畫」暨「優良志(義)工暨優良志(義)工團隊金鑽獎獎勵計畫」,由北市府辦理統一志工召募宣導活動,甚至與當時重要紙媒《自由時報》合作,每天刊登一名受表揚的志工的心路歷程與優良事蹟;也是在同年,文化機構如台北市立美術館首度開始召募平日志工,志工於此正式成為文化單位的一般性補充人力制度。

北市府輪番推出的志工相關計畫與活動,一則藉由整合宣傳,提升民眾的參與意願,另一方面則力推公家單位的志工使用率,同時統合志工的人力儲備與分配。而此前不久,正值行政院推動「行政革新方案」,實施組織及員額精簡計畫,預計三年內精簡預算員額5%。台北市當時即擴大方案精簡5.24%,並在1997年制定「所屬各級行政機關精簡員額獎勵要點」,以發放獎金的方式鼓勵各機關主動精簡員額。從1996年後的十年內,台北市政府的員工數,大約減少2,400人(依北市統計年報縣市政府規模與歷年人口數換算),另一方面,志工總人數則由1996年的三千多人,短短五年便成長至超過七千人(乃至2014年突破兩萬人,一年服務時數超過168萬小時)。於此,「志工」明確地被政府單位納入補充性人力治理的一環,同時,也逐漸轉變為遍地開花的「文化志工/志工文化」。

如前例,歷經不到20年的時間,「奉獻、助人」的志工,已成為公私單位在勞動法規縫隙間尋取替代性、暫時性人力的直接管道;而早期承接經濟黃金時期的退休勞動人口(包括諸多退休公職人員)再利用,逐步擴展為青年學子「自我」投資與進修的必要過程。這個「志工文化」不僅牽涉到全球化底下資金的跨國移轉,以致島內資本額下滑,同時也與後福特主義底下的勞動力自由化、不確定性與彈性化息息相關,其曖昧地位讓志工同時身兼「現有就業勞動力重分配」(K.-B. Roy,1992)的內部勞動人口與外部支撐結構的兩面身分。眾所皆知,若以營運單位的「內部彈性化」而言,生產出大量的定期契約工、彈性工時或部分工時的勞動現象,那麼前述文化志工即屬於/支撐「外部彈性化」的重要環節:同樣是單位運用的外來資源,志工卻相對於派遣或外包工,身處更邊緣的外部資源,無對價的勞動付出,並將成本轉嫁到職場員工身上,這恐怕是今日論及文化非典勞動現象也必須同步面對的結構性環節。

 

(原文刊於《今藝術》 3 月號)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