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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送中時期參與政治的荷蘭藝術節 2019

2019/10/22 — 10:01

《Paper Music》

《Paper Music》

在英國讀書期間,有幸再次以媒體/評論身份參與荷蘭藝術節,但因工作關係,時間有限,而且適逢香港6月12日示威者被警察襲擊翌日出行,確實很難去投入一個有歡樂節慶氣氛的藝術節。很諷刺的是竟然碰上2019年的荷蘭藝術節集中宣示政治與藝術關係等議題。誠然,倘若有天發現香港有任何單位有膽做一個政治劇場節,或者真的會很轟動,但說實在歐洲藝術界內,在政治必然地成為很多藝術家的創作素材的氣候,這絕對不能稱為新鮮事。然而以策劃「新」的藝術概念,及展示時代尖端藝術為任務的荷蘭藝術節,以世界政治為題,還是有其意義。原因是主辦單位採取了歐洲藝術節罕見的策略,首次除去藝術總監名函,改為與兩位副藝術家(Associate artists)共同策展的結構,形成了一種更聚焦於藝術家的角度,來展現世界的視野。這兩位藝術家更是來自非洲,包括William Kentridge(南非)及 Faustin Linyekula(剛果民主共和國),足見整個藝術節位於阿姆斯特丹,這個非常西歐本位的地方,卻希望以非歐洲的外觀/邊緣角度,來呈現「世界」 — — 這個極端右翼主義在歐美燃起火頭,不同地方爆發社區衝突及種族矛盾,當然也包括成為歐洲多國頭條的香港反送中事件在內,衝擊威權體制的時代。藝術節嘗試以非(歐洲)中心的思維,開展一個可能更貼地去關注全球化、後殖民,及暴力政治的話題。

繼2015年後,今年南非藝術家Kentridge再次於荷蘭電影博物館(Eye Filmmuseum)展出短片動畫系列《Ten Drawings for Projection》,同樣利用炭筆繪畫定格畫面,並以不斷擦去又再不停補筆的方式,造成了動畫。因為不斷擦與再畫去完成人或風景的動作,畫面總有很多殘留下來的筆觸,令電影充滿很多筆痕,而這些令畫面混亂的痕跡,正如營造一貫沉重的內容緊密配合,讓影片中大量涉及南非後殖民的嚴重貪污及獨裁問題,以及人民的生活痛苦與感情寂寞,例如片中經常有一位吃不飽的當政者/公司老闆在大吃大喝,而他吐出來的往往是污染了土地的廢物,卻又被市民拾起來使用,並以此艱苦地生存。可見縱然影片不至全黑白色,但滲雜在黑色之間對社會的失望或憤慨,還是一筆一筆的被放射出來。有趣的是,即便內容是如此深重,但觀眾總可以在當中找到一些苦中作樂的幽默,就正如另一個同與Kentridge有關的節目《Paper Music》,一個以播放他的影片,卻現場配上音樂、歌曲,及小量表演的演出,而且導演Kentridge還會粉墨登場成為其中一位表演者。當然,影片還是很沉重,但表演卻是舞者與導演一起玩味詩句,把玩飄落的紙張,做出鬼馬的動作及表情,就像在說,越是艱難的日子,越需要在無可奈何的時間笑下去。問及身邊的南非同學才知道,原來他在該國藝術圈中是無人不知的名人,也因為近年參與很多維權及支持種族平等的活動,即使南非現在因社會上黑白人權力交替敏感時間,黑人對一直以來控制他們的白人出現某些逆向的隱性歧視,但身為白人的Kentridge,因著他對政治的敏銳觸覺及幽默的性格,而得到當地黑人社會的尊重。

《Paisajes para no colorear》

《Paisajes para no color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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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智利演出《Paisajes para no colorear》(Landscape without colour),中文翻譯可以是「不修飾的現象」,一個由九位13到17歲智利女生演出的節目。它完全顛覆了我對青年劇場的想像維度,並反思一直以來青年劇場的低質素藝術水平,及至以低質來自許為活力、青春、欣賞青年的坦誠等定位,都全是成人的政治正確下,及社會對青年的有形及無形壓抑及固有形象所造成。例如,我很難想像世界各地有其他表演可以像是次演出一樣,讓13歲演者在台上坦言自己已懷孕、墮胎、被強姦、校園覇凌、家庭對女孩的極端約束、性別定型、政府對女性的歧視,以及政府無能等。原因是當涉及青年舞台,就會牽連到藝術節、教育部、學校、家長集體嚴正關注,以生怕影響表演者的心理及以保護青年心靈為由,而加以約束。更重要是青年會自我審查,怕家人朋友看不起自己,故最後一定是正面的,以塑造社會大眾認為是正面的青年形象,縱然這不反映青年的真實。回到是次演出,在反映真實這個話題上,演出通過青年,特別是少女的身體、語言、咆吼呈現社會如何迫害她們最純粹的想法,她們看似沒有上述要事前或事後向社會及家長交代的包袱,而盡情批判身邊所有人物及單位,正如女生對演出中的重要道具,作為第十位「女性」的成人吹氣娃娃說,她一直是成人的發泄對象,是被定義為某種女孩形象,口一直要張開,卻沒辦法反抗或發聲,她只能是精液的儲藏室。最後,同性戀女生說她們作為智利的未成年女孩,生下來就要面對被家庭、學校、社會、政府歧視、被定型、被侵犯、被懷孕、被看輕、被侮辱等的重大危險中,而且是無處不在。這些社會特別不尊重少女的制度,通過演出的不是學者、編劇、成人等借青年的身體來批判,而是全由青年自行設計及自白,才致有「不修飾」的劇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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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說這才是真正的青年劇場,然而我會問我們一直建築的青年劇場是甚麼?目的又是甚麼?或者導演確實沒有做甚麼震撼的演出,但他肯定在掌摑了那麼一堆站在道德高地,包括團體及青年自己也在構築青年的某種社會形象,旨在為青年發聲的演出。回看香港,有一位老師朋友發文說德國小學會讓學生討論政治議題,但香港學校一邊視政治題材為禁忌,一邊又說要學生多了解(成人假定的)社會,那是多麼矛盾。以至青年一直活在有很多東西不能說,以及其中的那些危機,包括政治、性議題、暴力、侵犯、反對權威,以及獨立思考(我指的是不同於學校及家長的見解),使青年當真正面對這些危險時,他們首先會想及的不是如何保護自身或回避危險,而且怎樣不被責難,即使他們才是受害者。反過來說,這可能也是為甚麼香港社會運動能夠動員那麼多青年的反彈原因之一。在香港由社會、學校、家長共謀的超高密度的壓抑底下,青年受盡極大量從社會乃至家庭的虛偽資訊及教育,當他們從其他地方知道世界不一定如此時,在臨界點上,在他們及香港人覺得沒甚麼可以再輸的情況下,就會有大規模的能量釋放,去挑戰權威。在這個層面上,我所關心的是,人的內在情緒成長,這是劇場可以做到,去思考呈現真實及情感的力度。正如是次演出,當九位女生在台上拿著麥克風大叫,不斷打擊四周的物件,嚎哭,在房內瘋狂唱歌及吃忌廉,我便會把她們的身影,與百萬遊行,催淚彈及子彈前的香港學生身影重疊,我一個人,可能是劇院內唯一的一個香港人,一邊看著,一邊痛心,淚水不斷地流,我看到年輕肉身的內在,有著那麼純粹想反抗不公平制度的靈魂,然而一直以來都被成年人辜負、無視、侮辱、扭曲,甚至被青年自己壓住,然而他們還是要吼叫,在掙扎,去爭取本來屬於他們的,一些不被認同的正義,那些在不正常的常規之外的公義。

《Congo》

《Congo》

其他的表演如舞蹈《Congo》,從藝術角度及舞蹈美感而言真的很一般,然而我仍會為唯一的一把男聲獨白而感動,這可能因為他談及的後殖民,可以與香港的狀況有所連繫。他提到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剛果這個地方,而只有一片有人居住的森林,但當這片森林被殖民,又所謂後殖民之後,真正的居民究竟仍擁有這片森林嗎?這是個對香港現況來說,很有共鳴的身份認同問題。更有趣的是,我會去思考,有甚麼演出比直接用自己國家名字來做戲名來得更坦白?試想像某天有一個演出叫《香港》,那將會是怎麼樣的演出?談的又會是甚麼?這樣想像的話,你就會明白,藝術節是邀請了何等直接指向政治的演出,且非用上一個技術美學的角度,而是把政治、內容、當中對歐洲文化的敏感度及衝擊性,來判斷是否要買下節目。

藝術節同事跟我說,時間關係我錯過了一些有趣而新穎的戶外節目,也有少量不太直接與政治有關的演出,我猜可能例如在藝術節中大肆宣傳的英國導演Simon McBurney的《櫻桃園》及其他舞蹈作品。我沒時間看那些演出,但誰又可以說《櫻桃園》或其他作品不可以涉及政治論述呢?我真正關心的是,政治議題對西歐(必須說明只是西歐)藝術文化來說不是甚麼顧忌,而是,他們所討論的已是更進一步地思考「討論議題」時的身份及正當性,在一直以來以西歐本位的大論述氛圍下,藝術家不斷地發現更多的政治及藝術角度盲點,而嘗試去挑戰及拆解,包括這次其中一些節目,以非歐洲角度去討論後殖民主義,或如《Paisajes para no colorear》演出,真正以年輕人的角度及聲音,去揭露由成人建構,荒謬又漠視青年的所謂青年世界及問題。以致我理解荷蘭藝術節關於表達「新」的概念的宗旨,是不斷地挖掘其文化及藝術的邊緣,嘗試去發現不同文化之間的異質及矛盾,從而找到突破自身文化的窗口,去衝擊觀眾的思維。可以說,單就藝術與政治這一命題,它完全不像香港(我已不說中國)現在的藝術景況,那個仍有藝術單位以政治中立為名,來排除討論政治的可能性,甚至涉及一些不會公開說明的政治審查,或自我審查。而所謂不能討論政治,其實只是不能批判或影射中國及香港政府的缺失,卻不包括讚美他們的功德的所謂中立。當然你可能會認為荷蘭藝術節是走在時代的尖端,或又會有論述說藝術不一定涉及政治云云。然而,真正的問題是,尤其在戲劇範疇,當藝術創作者及觀眾需要走進更深及廣的維度時,必然地會觸及人性、生存及社會的根本結構問題,以使關懷社會及政治,並不是一種選擇,而是無可避免地必然會觸碰到。特別在當下的社會及政治亂象氛圍,人的生活往往因為權力、控制、不公平及社會不安而受影響。倘若我們必須把政治在藝術之中劃分出來,不論是創作人或觀眾,我認為對當下時代而言,反而需要更大的力氣去抗衡,當然國家機器的政治審查,自可以用最大力氣去隻手遮天,但這已是後話。

回看今天香港,「反送中」運動對社會的衝擊,並不單純是所謂的示威者及警察衝突而引起的混亂,或牽涉到影響其他市民的生活日常,更重要的是公民覺醒,我所說的覺醒不一定是說要歸邊往哪一個立場,而是我們真正體會到政治與生活的密不可分。當政治成為了我們的生活一部分,才能有力氣去了解它,至少不再是漠視。也當政治成為日常,不再是「別人」的事時,這才有將政治轉化為藝術意義,觀眾才會對題目有所共鳴,繼而關心其美學構成,而不再是香港以往的,借美學來激起漣漪,吸引觀眾,去引導大家思考議題的初階層次。荷蘭藝術節給我的啟發正是如此,藝術與生活、政治,像左右腳踏步一樣不斷前進,有時是藝術引領議題,有些則是觀眾已很了解題目,再而欣賞藝術。這種蹣跚而行的緩慢進度,正好給予創作人有足夠的空間及空閒,去與題材保持距離,又能重新審視社會矛盾,從而轉化為美學。我期望,「反送中」運動令公民覺醒的同時,藝術也同步地跟隨覺醒的民眾向前走。不一定要跟得很貼,不必然要直接與運動對口,但可以保守香港已建立的文化,在政治動盪的時代,羽化成長。這既可以側面支援及協助政治討論氣氛,同時,也有令香港人在運動的高壓下得以喘息,利用藝術,以另一些可能的角度,去緩解壓力及傷痛,卻進入不同的思考層次及深度,去關懷人及社區。

《Ten Drawings for Projection》
觀賞場次:2019年6月3日至9月1日
地點:EYE Filmmuseum

《Paisajes para no colorear》
觀賞場次:2019年6月14日,晚上8時30分
地點:阿姆斯特丹市立劇院

《Congo》
觀賞場次:2019年6月15日,晚上8時
地點:Frascati 1號劇場

《Paper Music》
觀賞場次:2019年6月16日,晚上7時30分
地點:Muziekgebouw aan ‘t IJ音樂廳

照片提供:荷蘭藝術節
文章已刊於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網頁,Artism 2019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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