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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構藝術與社會的關係?

2015/8/19 — 18:05

(圖片來源:城市創作實驗室)

(圖片來源:城市創作實驗室)

如果我說,當下是香港藝術界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光,大概也有很大成份的正確吧。今年「伙炭」開放日就集結了 88 間工作室和近 250 藝術家(還不包括沒參與該計劃的、其他區域的、或沒工作室的)。闊的如白立方、高古軒、呃巴嫂等群聚香江就不再說了。近的如西九與東九文化區、翻新藝術館與各色「活化」藝術村、私人藝術館與酒店地產 Crossover 藝術計劃,我們被注射一支又一支的興奮濟,對未來的文化藝術「盛世」充滿幻想。於是,又自願吞下一粒又一粒的麻醉藥,對目前藝術生態真正的現實困境視而不見。

在這自上而下的政府文化計劃與歐美藝術市場主導之下,近些年出道的年輕藝術家得天獨厚。展覽機會與資助計劃繁多,媒體不厭其煩的報導,畫廊勤於向他們招手,收藏家也樂於青睞幼年之作。這是過去那些前輩藝術家難以想像的機遇。曾經,他們得飄洋過海到他方尋求藝術的桃花園。如今,桃花園似乎就在腳下。曾經,他們得自掏腰包為了在某個狹窄的酒店房間舉辦一個展覽。如今,各種展覽空間林立,隨時為年輕的藝術家敞開大門。曾經的他們,如今都被忽略了。如今的我們,又該怎麼走?

楊天帥在一文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當「收藏家」的慾望與「藝術家」的藝術互相矛盾,「藝術家」該如何抉擇?換句話說,一個「藝術家」該如何在盡量承受市場壓力的情況下,建立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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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收藏家」的慾望與承受市場的壓力,這兩點相信是過去的香港藝術家不可想像的。那時候,所謂的「收藏家」的概念可能只是三五好友的惺惺相惜而已。當時藝術的市場概念還沒開始形成。藝術只是一種人文精神的追求與修養。沒人會較真的想像它可以成為一項糊口的事業。幸運的是,我們終於走到了這一步了。香港終於產生極少數的全職藝術家(指的是那些可以單靠作品在市場上的買賣而維持生活的人,他們不再需要擔當教職或兼職其他工作)。他們成為了熱愛藝術之人的偶像。「全職藝術家」這個新生的職業詞彙──我們等待著它被收入在政府與銀行的表格職稱選項上──成為了這個盛產兼職藝術家的城市奮鬥的目標。但要如何走下去?

但說我們「走到這一步」也是可疑的。因為這一步並非本地藝術界透過自身一步一跌的努力,一磚一瓦建構起來的。它是突然憑空空降下來的一個架構與模式。我們年輕的藝術生態與藝術家們還沒來得及去理解與適應這全新的一種狀態與生產模式,就已經被席捲入一場在藝術市場取得的獨佔風騷的巨大成功的漩渦之中,並吹捧上藝術名利場的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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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把他方的藝術市場模式複制到在自家的文化土壤時,或許也只是另一場藝術偶然的發燒。以前,當前輩們把西方的藝術作品輸入本地的時候,或將人家的藝術概念與思想移植在自身的創作時,他們都似乎沒有好好地去了解當中一些最基本卻又最重要的問題。人家的藝術品形式的產生與它自身社會的文化的關係如何?我們知道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作品,是在社會向著現代化轉型的變化期間誕生的;當她們再跨入後現代意識型態的社會結構時,藝術文化作品又以新的後現代姿態出現。難以肯定到底是社會意識型態的轉變帶來文化藝術的變化,還是藝術文化的變換帶來社會意識型態的轉變。唯一肯定的是社會的意識型態與文化藝術的關係密切相關。

但來到香港,文化藝術與社會的意識型態的關係卻是嚴重的抽離與決裂。我們把人家的現代藝術與現代建築都輸入本港了,但我們的社會卻還沒有真正地現代化。我們的藝術家們搞現代藝術都搞了超過四十年了,但社會的藝術審美觀念卻還是停留在古老保守封閉落後的社會。藝術依然停留在上流社會階層與文化菁英的圈子裡。如今怪責過去的藝術家缺乏改造社會的責任感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已意識到西方藝術館不惜千金地購藏藝術作品的原因,是她們明白了擁有作品就直接意味著擁有與保存它的文化。對於一個社會來說,一個擁有自身藝術文化與歷史話語權的民族,才擁有了國家合法的管治權力。對於富有階級的收藏家而言,藏有最上等最名貴的藝術品,就在某種層次上聲稱著他們佔用社會大部分財富的合理性。當下年輕的藝術家爭相進入藝術市場的熱烈競爭之中,在面對慾望與藝術的矛盾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這一點。藝術市場除了是投資發財的途徑之外,它無疑在藝術思想的流通與文化的普及都具有積極的推動力。

於是,對於年輕的藝術家,我們要學習如何去處理與適應本港藝術市場全新的關係之餘(用楊天帥的話是,如何以更大的智慧與勇氣在完全服從與背離的妥協與堅持之間作出選擇)──同樣重要的或許是──又該如何重新構建藝術作品與社會意識型態相輔相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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