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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胡傑:拍紀錄片是為了向生命交代

2016/3/9 — 11:51

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胡傑 攝:李夢

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胡傑 攝:李夢

將於本月中旬舉行的「M+放映:四十年」項目中,有一部胡傑的作品,拍攝於1995年,取名《圓明園的藝術家》。這位獨立紀錄片導演告訴我:「我當時有一種衝動,不是為了拍片,也不是為得獎或參展,只是想要將那些藝術家的生存狀態記錄下來。」

1980 年代末,一些北京藝術院校畢業的年輕學生,主動放棄體制內的穩定工作,以決絕的、自我邊緣化的方式聚集在圓明園舊址附近的福緣門村等地。這一處後來稱作「畫家村」的地方曾有多達數百畫家定居於此,其中不乏方力鈞和曾梵志等中國當代藝術史上頗具份量的名字。

胡傑也是其中之一。當時,他剛剛從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在朋友勸說下搬入畫家村,嘗試走離主旋律敘事語境,在一處空前自由且安靜的環境中思考並創作。說來也奇怪,人是如此渴求自由,然而當他們真的被拋擲在一重巨大的安靜與自由中,反而又迷惘甚至害怕起來。胡傑記得自己住在畫家村的時候,創作並不多,「一年只畫了八幅小畫」。更多的時候,他在思考,苦於「找不到問題的答案」。某次,他從熟人那裡得到一台當時很稀罕的攝像機。那是1995年底,正巧趕上畫家村居民遭遣散的消息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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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傑當時並沒有多想,只是希望用手上的工具,將面臨拆遷的藝術家的生存狀況及心境記錄下來。當時他的鄰居是一位女畫家,天性敏感,對待藝術和生活像孩童一般天真。胡傑以她的獨白與經歷貫穿全片,任由鏡頭跟隨她在不同空間中穿行,在街上走,在買麵餅的小攤販前駐足,在畫畫的年輕夫婦家中逗弄剛出世的小寶寶。

胡傑直言,當時拍片設備相對簡陋,自己對紀錄片體裁的認知亦有限,二十年後回看這齣長達三十分鐘的紀錄片,他發覺這作品的架構和敘述語言均有諸多有待完善之處。然而,如果略去形式單就內容而言,《圓明園的藝術家》無疑能幫助現今觀眾鮮活地了解二十年前的理想主義與反叛精神。就像正在 M+ 博物館「中國當代藝術四十年」展覽中展出的作品那樣,這些影像資料的出現及流傳意味著一種姿態。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姿態較之於內裡,往往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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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的藝術家(1995),胡傑。片長:33分鐘。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圓明園的藝術家(1995),胡傑。片長:33分鐘。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1995 年,初涉電影領域的經驗對胡傑而言衝擊不小。漸漸地,他開始放下畫筆,將更多時間和心力用在紀錄片拍攝上,期待找到藝術與生命之間的切實關聯。《圓明園的藝術家》之後,胡傑嘗試脫離藝術家的小圈子,將更多目光投注在相對複雜的、時常牽扯多方利益的社會議題上。在《遠山》中,他深入中國西北內陸的黑煤窯,記錄礦工在光明與黑暗間永無休止與超負荷的奔忙;《媒婆》試圖藉著山東與河北等地媒婆的口述故事,還原當地畸形的、被壓抑的婚戀觀。至於之後的《我雖死去》和《尋找林昭的靈魂》等,則愈發深入歷史幽暗縱深處,從文革和大饑荒等更加尖銳且微妙的題目入手,批評與反省的意味也愈發濃重。

「拍攝紀錄片,是各處不討好的差事。」胡傑調侃說。當他在中國偏遠地區實地調研拐賣婦女的問題時,警察反感他總是關注社會黑暗面,村民不願意他拍到自家生活的窘境與尷尬,連當地黑幫也想當然地認為他是預謀滋事的闖入者。胡傑說,在複雜且微妙的權力架構之間穿行,試圖找到一個相對平穩少風險的落腳點,是他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不得不面對的關鍵問題。「我從來不拿別人的錢。」胡傑理解的所謂「獨立」,不單有形而上層面的指涉,也關乎金錢與誠信。

在胡傑眼中,紀錄片與商業電影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的存在意義不是為好看好玩,而是具備某種「填補空白」的價值。當今社會,充斥大量重複與無意義的煽情話語,有良知的紀錄片導演更希望擔當一個獨立思考個體,發現問題,找出因由,並嘗試解答。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對人們認知歷史有所幫助,這對於我們的生命而言,也是一份交代。」胡傑說。

「M+放映:四十年」網頁:www.westkowloon.hk/mplusscree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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