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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異議 來把當下抗爭入土為安?

2016/8/2 — 19:43

博物館裡走馬看花,當社會行動的激情壓縮成文獻或遺物,擁擠在亮麗潔淨的畫廊裏猶如紀念碑般一個個被憑弔追思之餘,如何與連繫當下,產生活潑的對話或意義?

博物館裡走馬看花,當社會行動的激情壓縮成文獻或遺物,擁擠在亮麗潔淨的畫廊裏猶如紀念碑般一個個被憑弔追思之餘,如何與連繫當下,產生活潑的對話或意義?

【文:魂游】

早在19世紀,博物館已常被比做墓園,博物館策展人則是掘墓者。不過,博物館多於真正的墓地,真正的墓地不會暴露而是隱藏死者的屍駭。

──葛羅伊斯(Boris Groys)[1]

近年來,行為藝術、參與式的社群藝術,甚至是以藝術做為社會行動和抗爭等議題,都成了當代藝術裡炙手可熱的新寵,有關專題展覽、出版、研討會等如雨後春筍,藝術館積極收納做展示,藝術學府也陸續把相關議題納入課堂。如何把這些對既有制度的異議和反動收納到藝術系統去?將行動為本、常見於藝術場景以外的實踐,放到博物館或傳統的靜態展覽形式,有沒有可能避過活埋成標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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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現正舉行「Agitprop!」展覽 [2],正好示範了建制內的策展人,在嘗試收歸以社會行動為本的藝術實踐的可能與困窘。有別於一般的由上而下、策展主導的主題展覽,「Agitprop!」的策展團隊先拋磚引玉,按相關實踐進行研究,並邀請了首輪參展的20多個藝術家或組織,再由他們邀請第二波參展者,其後再由第二波的參展者邀約第三波加入。由去年12月至今年8月間,為期近九個月的展期裡,展覽由首輪和其後加入的第二波和第三波相繼累積互動,展廳亦由明淨寬敞的白匣子,逐漸變成了60多組縱橫交錯、高度密集,甚至是眼花撩亂的對話空間。而展覽亦不囿於國界,亦包含了一些拉丁美洲、歐洲、非洲、中東或亞洲的藝術家或組織。

博物館裡走馬看花,當社會行動的激情壓縮成文獻或遺物,擁擠在亮麗潔淨的畫廊裏猶如紀念碑般一個個被憑弔追思之餘,如何與連繫當下,產生活潑的對話或意義?

博物館裡走馬看花,當社會行動的激情壓縮成文獻或遺物,擁擠在亮麗潔淨的畫廊裏猶如紀念碑般一個個被憑弔追思之餘,如何與連繫當下,產生活潑的對話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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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行動的脈絡

「Agitprop!」在博物館內以其首位女性主席命名的女性主義藝術中心(Elizabeth A. Sackler Center for Feminist Art)舉行。畫廊的三個展廳正好圍著永久館藏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紀念傑出女性的著名三角形裝置《晚宴》。而此次展覽則突出了五大重點/主題做背景:蘇維埃女性與政治宣傳、1920年代移居墨西哥和關注社會基層的義裔女攝影師摩多堤(Tina Modotti)、美國女性參政權、聯邦劇場計畫、有色人種的反私刑運動,都是將近百年的歷史參考。在女性主義藝術中心舉行的展覽,從關注女權出發似乎都是順理成章;而以美國本土歷史脈絡(或所謂「西方」觀點)為本的大標題,為當下不同地方的社會行動藝術實踐做背景,看來卻是不明所以。當場內由策展人挑選的藝術家或組織,再逐漸加入其他由不同參展者推薦的項目,這些背景如何能預設成為後來者的框架或關聯參考?又或者說,在策展人嘗試讓出權力的同時,如何避免成為既定的前設?

要說社會行動和抗爭,還有藝術在當中扮演的角色,往往與當地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一脈相承。譬如說,美國自200多年前抗爭脫離大英帝國殖民統治而獨立成國後,歷年來遠至抗爭至今的黑人或種族平權,又或是女權運動,到關乎性取向(或LGBTQ)、勞工、愛滋病、反戰、環境破壞、都市更新等議題,近至衝著全球財經霸權而來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等,都發展了多元的公民和社會運動文化。而藝術除了以視覺傳意,藝術家參與其中每每以美感經驗鼓動、連結群眾,甚至提出獨到的批判,亦成了相關實踐的特點。這些從社會行動出發的藝術實踐,以文字/圖像/影音等紀錄形式再現於博物館內,則往往有賴於前文後理的解說,才能讓觀者具體暸解行動的意義。

重現行動之詭異

走進展廳的入口,一不留神或會錯過地上一個漆著「End Torture in Illinois」(在伊利諾伊州停止酷刑)的圖形。這圖形其實是2009年一個名為Tamms Year Ten 的組織與芝加哥的藝術家合作 [3],用泥漿和範本印在多處街道或牆壁上的環保塗鴉,連同街上派發的單張,爭取廢除州內有違人權的永久獨囚高設防監獄。一個原來在街道上可能被瞬間沖去、隨時任人踐踏或迴避,又或是把泥漿帶到其他角落的介入行動,換作了在畫廊木地板上的印畫,除了在旁的簡短文字解說,如何展示行動中結合城市空間和個人生活經驗所帶出的訊息?

原來在街道上的泥漿塗鴉,換作了在畫廊入口地的印畫,時空轉移讓行動失卻原來的介入意味。

原來在街道上的泥漿塗鴉,換作了在畫廊入口地的印畫,時空轉移讓行動失卻原來的介入意味。

那邊廂,畫廊牆上也掛了不少中小幅的圖片或螢幕錄像,記錄國內外許多藝術家的個人或集體展演式行動,如奈及利亞藝術家阿堤庫(Jelili Atiku)在2012年佔領運動期間,以國旗裹身,再插上大量不同示威口號牌板上街示眾;埃及的El Zeft近年與國際特赦組織合作,以戴上防毒面具的圖案大量製作示威牌板或面具;智利藝術組織Artists for Democracy,於1974年在倫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廣場舉行的藝術節和遊行,引起國際藝術社群對南美洲軍人涉政的關注;還有在莫斯科教堂大唱反普京崩樂後被囚而引起國際迴響的俄國女子組合暴動小貓(Pussy Riot)等。還沒說其他各種形式的紀錄,如福斯柯(Coco Fusco)以多幅手繪畫像,回溯20多年前與墨西哥行為藝術家戈麥斯培尼亞(Guillermo Gómez-Peña)一起扮成不知名土著每天困在籠內於博物館等地做展示的經典作品;約翰藍儂(John Lennon)與小野洋子(Yoko Ono)的反戰行動則化成收歸展示箱中的唱片與視像,又或是其他藝術家為示威或行動創作的物品等,都大大小小的純粹鋪陳,並列在場內的不同角落。

約翰藍儂(John Lennon)與小野洋子(Yoko Ono)的反戰行動,收錄在展示箱中的唱片與視像。

約翰藍儂(John Lennon)與小野洋子(Yoko Ono)的反戰行動,收錄在展示箱中的唱片與視像。

較弔詭的算是展廳中高高聳立的史諾登像,2013年史諾登(Edward Snowden)因披露美國國安局監聽民眾的機密而被指叛國和通緝的事件,引發了格林斯潘(Jeff Greenspan)與泰德(Andrew Tider)對公民自由與私隱的關注,於是去年偷偷把特蘭金納(Doyle Trankina)製作過百磅重的史諾登大頭像,置於布魯克林格林堡(Fort Greene)公園裡紀念18世紀長島戰爭中一萬多個被英軍俘獲並殉難死者的大碑柱上。頭像換個場景現身在公共博物館裡,游擊偷襲變成了剎有介事堂而皇之的合法紀念,史諾登是叛國還是公民抗命(甚至是伸張正義)的爭議,頓然在空間錯置裡更讓人混沌思忖,為原來的行動附加另一層意義。

同樣的時空轉移,卻讓洩祕者史諾登(Edward Snowden)的紀念像變得堂而皇之,為原來的遊擊行動新添意義。

同樣的時空轉移,卻讓洩祕者史諾登(Edward Snowden)的紀念像變得堂而皇之,為原來的遊擊行動新添意義。

在逢迎與抵抗之間…

在博物館裡走馬看花,當社會行動的激情壓縮成文獻或遺物,擁擠在亮麗潔淨的畫廊裡猶如紀念碑般一個個被憑弔追思之餘,如何與連繫當下,產生活潑的對話或意義?

表演學研究學者泰勒(Diana Taylor)提出以檔案館(Archive)與戲碼(Repertoire)看文化記憶。前者(如文字書寫)往往被看成直截、(政治)中立、恆常不變;後者(如口語對話)則強調透過在場具體參與,從而建構及傳播知識,因此當中的關係與影響等脈絡亦極其重要。[4] 當然兩者並非全然對立,只是當我們以為檔案、文獻能純粹重現歷史的同時,更需要透過「戲碼」審視、省思「檔案重現」所隱藏或展演的權力和主導關係。

抗爭不外乎對霸權的反詰和逆叛。在處理反叛的藝術實踐時,策展人讓出操控權力,將選擇權拋去藝術家,的確是一個故弄玄虛的權宜之計。「Agritprop!」讓藝術家推選其後加入參展的單位,館方勇於冒險犯難固然可取,但在預設的框架裡,如何把操控權由懷柔施威轉化成一種共同建構的能量,而不只是擺擺姿勢紙上談兵?策展人如何選取藝術家?藝術家又憑什麼選取後來的參展者?而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藝術做為抗爭的美學觀?畫廊內除了慣常的物品/圖像/影音展示與文字解說(後來者也標示了由誰推選和哪一波加入)外,卻未能展示這些可能是議題上、可能是美學思想、可能是抗爭策略上,又或是政治光譜上等相知相遇、互融互通(或各不相讓)的軌跡。如此,文獻檔案成了霸權當道的掩飾,展示異議聲音則不過是有限度的系統維護。若說博物館是墳墓,掘墓者客客氣氣的向反叛者招手迎進,是不是就把活生生的抗爭實踐入土為安?而參與其中的也能獨善其身嗎?或是助紂為虐的喪屍?

The Illuminator就布魯克林博物館舉行房地產高峰會的爭議,順勢在展場內擺出有關仕紳化議題的社區告示版,將博物館變成抗爭場景。

The Illuminator就布魯克林博物館舉行房地產高峰會的爭議,順勢在展場內擺出有關仕紳化議題的社區告示版,將博物館變成抗爭場景。

要說以藝術做反動,其實「Agitprop!」展覽中最耐人尋味的莫過於第三波加入的組織The Illuminator。展覽開幕前,正值布魯克林博物館租借場地舉行一年一度的房地產高峰會。仕紳化一直是美國新自由主義下的一大都市問題,在公營博物館內高掛房地產旗幟,自然引起該地區居民的爭議。The Illuminator於是與地區租戶聯盟合作,邀請居民就仕紳化、拆遷、住屋及租管等發表意見,並把他們的圖文投影到仕紳化的房舍外牆,亦把「博物館如何與社區並肩作戰掙紮求存?」(How can a museum be an ally to its community in its struggle for survival?)句語投影到布魯克林博物館外牆,行動以錄像紀錄形式在展場內展示,旁邊亦擺出了一個他們聯同多個團體(部分為展覽參展者)設立的社區告示板,展示了不同的反仕紳化資訊,即場邀請觀眾參與反對地區規畫的聯署。把當下的社區議題帶進藝術展覽,並將博物館變成抗爭場景,擺出了鮮明的不屈姿態。

話說回來,「Agitprop」一詞結合了鼓動(agitation)和宣傳(propaganda),源於蘇聯以視覺、映畫、舞臺、文學等方式向民眾推行的政治宣傳。要是想像社會行動是對霸權的反攻,在逢迎與抵抗之間,如何潛入墓園而不被活埋?如何輕巧地伺機滲透既有系統而鼓動異議?除了要按各自脈絡而行,還需要更靈活和敏銳的想像,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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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Boris Groys, ”On Art Activism,” e-flux journal no. 56 (2014.06). ◎www.e-flux.com/journal/on-art-activism/

[2] 「Agitprop」一詞結合了鼓動(agitation)和宣傳(propaganda),源於蘇聯以視覺、映畫、舞臺、文學等文藝方式的政治宣傳。

[3] Tamms Year Ten是一個由在囚或已滿刑囚犯及其家屬、藝術家及其他人士者成為的聯盟組織,於2008年成立,時值伊利諾伊州永久獨囚的高設防監獄成立十週年,旨在以文化、教育及政治活動引發公眾對事件的認識和關注。詳情可參考其網站:◎tammsyearten.mayfirst.org

[4] Diana Taylor, The Archive and the Repertoire: Performing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mericas, Duke Press, 2003.

(原文刊於《今藝術》 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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