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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衝鋒車》看港產片的消失與重現

2015/4/27 — 10:15

《衝鋒車》劇照

《衝鋒車》劇照

【文:仲夏寒蟬】

明知會輸,但一定要贏!香港電影絕對可以用一沉百踩來形容,喝港產片奶水大的演員,說出沒有港產片,只有中國電影這種話,還有那些輕視港產片,說香港電影已死的人。無可否認 2014 年是乏善足陳的一年,但是 2015 年我們有《暴瘋語》、《五個小孩的校長》以及完全不像合拍片的《衝鋒車》。黃子華飾演的張寶強消失了,原因是角色四處放曱甴,養曱甴亂港,直接聯想到近年稱內地人為蝗蟲。同時地,港產片失去了部分創作空間,賊人必須受到懲罰,警察/公安的形象必須正面,但是,《衝鋒車》嘗試把消失的東西重現,成為一齣港味濃郁的合拍片。

這是一齣批判警隊的電影。早前本港作家陳浩基憑偵探小說《一三·六七》奪得台灣書展獎,小說由六個故事組成,經歷了香港警察幾個重要時期。陳浩基在作者後記(寫於 2014 年 4 月 30 日,頁 494)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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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生,成長於八〇年代,在那段歲月裡,不少香港小孩心目中的「警察」是一個跟「美國漫畫中的超級英雄」無異的概念。堅強、無私、正義、勇敢、忠誠地為市民服務。即使年紀漸長,明白到世事的複雜性,警察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於負面。可是在二〇一二年的時候,看到香港社會的種種現象,眼見跟警察相關的種種新聞,那想法便不斷動搖。我愈來愈懷疑,撰寫以警官作為偵探的推理故事,會將宣傳(Propaganda)多於小說(Fiction)。連作者自己也質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讀者信服呢?

於是,這部作品的方向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我不想再單單藉着故事描寫「案件」,我想描寫的,是一個角色、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故事。至於另一點我想談的,是我覺得今天的香港,跟故事中的一九六七年的香港,同樣吊詭。我們就像繞了一個圈,回到原點。而我不知道, 二〇一三年後的香港,能否像一九六七年後的香港,一步一步復甦,走正確的道路。我不知道,堅強、無私、正義、勇敢、忠誠地為香港市民服務的警察形象,能否再次建立,讓香港的小孩子能再次以警隊為榮。

無疑《衝鋒車》在探討跟《一三·六七》相似的主題,當中亦表達了對警隊的質疑。電影直接用「龜」來形容香港警察,多年來香港人都有用龜來代表對警察的蔑視,但是在中港合拍片的大勢下,像《衝鋒車》如此直接地稱呼(電影中亦用「龜(殻)」代表警察制服)實屬罕見。不過,既然是出自賊人口中,辱罵警察就變得符合角色身份。事實上,電影重現了部分描寫警察的傳統。早在 1980 年前後,導演章國明已帶出對警察的思考,第一齣是《點指兵兵》(1979)。點指兵兵點着誰人做大兵,點指賊賊點着誰人做大賊,兒時的「兵捉賊」遊戲,就是用「點指兵兵」的方法決定誰是警察、誰是賊。《點指兵兵》透過電影說明做警察與做賊,只有一條模糊的界線,做兵做賊只是「隨機」發生,但是礙於「兵捉賊」的不逆道理,「隨機」帶來了悲劇與諷刺。《點指兵兵》的劇情是李標投考警察失敗,原因是天生「鬥雞眼」(對眼),後來索性做賊打劫,屬有頭腦槍法準的罪犯。陳立基(辣雞)是一名外表和行為跟黑社會份子無異的警員,自恃「皇氣」蝦蝦霸霸,濫用私刑,亦在警署內毆打疑犯,喜歡屈打成招。戲中的其他警員平日會去夜總會,捉賊無力,只欺負弱勢市民。單純從行為和態度,兵即是賊,若果李標能成功加入警隊,免去對社會和警隊的敵視,或許可做個除暴安良的警察。35 年後開拍《衝鋒車》,延續了兵賊難分的主題,兵賊遊戲同樣由保齡球結束,用保齡球重擊悍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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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的《點指兵兵》,以及同為章國明執導的《邊緣人》(1981,艾迪主演)可以直書警察的陰暗面,《邊緣人》就寫了上司的疏忽和貪功,如何毀了一名新入職的警員,最終更慘被憤怒的公屋街坊活活打死,同時寫了臥底警員的墮落。但是《衝鋒車》是一齣合拍片,警察(或者內地公安)形象必須正面,警匪片價值觀必須正確,例如罪犯必須得到懲罰和惡報,《衝鋒車》就完美地示範如何從「側面」採「間接路線」突破合拍片的界限。

第一步,由具正義感的賊人取代原來「兵捉賊」中警察的角色。吳鎮宇(發哥)、任達華(喪寶)、譚耀文(阿杜)及鄭浩南(林東)十六年後再度合作打劫,目標是從內地運送返港的港人遺體,被利用作偷運現金和財物。方法是把林東的紅Van改裝成外表像警察衝鋒車,四人穿上警察制服打劫,因為「警察犯法可以大搖大擺」而無人懷疑。他們的對白主題很簡單,穿上制服的警察,不代表是稱職的警察,當賊人穿上警察制服,較真正的警察更像一個警察,電影提出一個質問或控訴:香港警察如此不堪,警隊覺得羞恥嗎?所以警隊不配得 Two thumbs up 的讚賞。該受讚賞的是那些「善良的賊」,他們雖然犯法,但是決定向大陸的罪犯落手,實行劫上劫,反正那些無恥的大陸賊人,利用香港人的遺體偷運賊贜和黑錢,再一次,由於是賊,描寫大陸人的負面形象不受限制。相對於那些手持AK47的大陸悍匪,香港善良的賊甚至扮演了除暴安良的角色,救了遇險的雪糕車女孩,然後交給警察領功,最後更成功制服悍匪,而非那個叫徐安良(古巨基 飾)的警員。

第二步,側寫警察。電影中真正出場的警察只有兩人,徐安良和一名同僚,前者有「除暴安良」的意思。為了符合國情,徐安良的偵探頭腦接近神化,單憑現場的蛛絲馬跡就能推敲犯人的手法及性格,思考時還配合數碼效果,凸顯幹探的精明睿智,怎料原來是為往後的落差作鋪墊。面對真正的罪惡,徐安良束手無策,救不了雪糕女孩,亦捉不到賊,警察與賊人的對比,就是單車對衝鋒車和槍械,結果精明睿智的幹探,只能陪婆婆回家。有人說古巨基的表現跟角色格格不入,表現呆滯。筆者反而覺得安排出色,反正神探形象是誇張失實,索性來一次格格不入,你還相信電影中的警察形象是真實嗎?另一方面,解釋徐安良要單獨行動是因為警察同僚不支持他,還勸他警察只為薪金,無需拼搏,間接掃除了警察一切的正面形象。2015 年,《衝鋒車》重現了章國明的思考,警察與賊人本來就無明確的分界,穿上制服就是警察,但是制服和警車原來可以靠偷和偽裝得來。

章國明執導的年代,距離廉政公署成立只有數載,香港人對警隊的貪污腐化記憶猶新,對警隊的質疑和不信任普遍存在。這種對警隊的不信任,竟然重現香港,正如陳浩基所言,香港走回了原點。電影以吳鎮宇的角色名字結束,他叫「盧西發」。路西發(Lucifer)是聖經中墮落為魔鬼的天使,美國一項模擬監獄實驗中,發現在群體力量的驅使下,普通人可以做出自己都不能想像的殘忍行為,稱為「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實驗把參加者隨機分為「獄卒」和「犯人」兩種角色,結果,事情由角色扮演變成虐待犯人而中止實驗,監獄實驗從此絕跡於學術界。多年後實驗過程被研究,提出了有關「路西法效應」的見解:犯人在「入獄」時先被矮化,包括監獄內只有編號而失去名字,沐浴在獄卒監視下進行,犯人在獄卒前赤裸全身,獄卒會用嘲弄的態度,甚至以犯人的性器官作笑話,這是令犯人失去自尊的步驟,讓犯人容易遵守監獄內的規則和獄卒的命令。另一方面,獄卒的心理和行為是「路西法效應」的探討核心,為何他們會在明知只是模擬實驗的情況下,做出真正的虐待行為?實驗指出當參加者被賦予獄卒的身份,他們就認定犯人的遵守和服從屬理所當然,當犯人中有人刻意違抗指示,獄卒們就會視對方為滋事者,對付他只是責任的一部分,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但是實驗禁止使用武力)。有獄卒認為對方挑戰自己而使用暴力,亦有獄卒因為擔心被同儕排斥而加入虐待行列。實驗其中一個重要結論,是群體環境可以扭曲個人的心態及行為,獄卒和犯人的「身份」被賦予後,會逐漸形成對應這「身份」的思維。警察的制服是被賦予「警察身份」的象徵,電影提出盧西發/路西法,就是叫人思考「警權」和執法的社會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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