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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獵奇 他們的日常 金熊獎伊朗電影《Taxi》

2015/4/20 — 14:39

《Taxi》劇照
(圖:香港國際電影節)

《Taxi》劇照
(圖:香港國際電影節)

交通工具於我,總是以一種奇特的形態存在。它是一個空間,卻又一直流動,流動的空間帶著人們通勤,追逐的又是時間。巴士、地鐵、渡輪,彷彿就是一片稍稍脫離現實的時空。

各種交通工具的特色,讓他們置於城市裡都產生獨特的意義。就像通宵行走的紅 Van,那種亡命飛馳的速度,才會孕育出《那夜凌晨》般的香港小說。的士,或者對伊朗來說,也是這麼一個存在。

伊朗,對於普遍香港人來說,大概是陌生的國度。凡是「伊字行頭」通常都是與伊斯蘭教相關,伊斯蘭又跟恐怖分子扣上關係──總知,就是沒個好印象。我對於伊朗的認識,是從一系列圖文作品──《我在伊朗長大》開始,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伊朗曾經是這麼開放自由,1979 年一場伊斯蘭革命,原教旨主義者上場,這裡的人事情就統統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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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i》的導演是伊朗著名電影人 Jafar Panahi,視為當地新浪潮電影重要一員,曾獲得金獅獎等多個榮譽。2010 年,他與家人被控「製作反政府文宣」,勒令他停止電影製作,並禁足他離開伊朗國境。在這般苛刻的條件下,他依然堅持拍攝,《Taxi》便是其最新作品。

電影中 Jafar Panahi 化身的士司機,游走於伊朗首都德克蘭的大街小巷。模仿紀錄片的手法,收集乘客的零碎故事,重組伊朗生活的日常。Jafar Panahi 接載的乘客,都反映出當地關於自由的討論,其中女權話題也不少。從上門賣翻版的小子,與 Jafar Panahi 攀談,稱:「如果不是我,你根本看不到 Woody Allen 的作品。」由是打開伊朗自由之旅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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姪女侃侃而談學校老師如何灌輸「何謂電影」的定義,舉如:不能違反伊斯蘭教義、男女不能親密等等。從一個小孩子的口中道出,格外有一種天真無邪又心酸的感覺──如果孩子只聽從學校教導的一切,他們很可以就如此相信,牢固的意識形態機器便由是誕生。

關於自由最具體控訴,莫如律師朋友乘客。她正前往監獄,探望一個看球賽又被捕的女學生。律師一字一句嘗試用平淡的心情陳敘,最終卻又難掩心中的氣憤難平:「其他被捕的人都已經獲釋,只剩下她。」那學生在獄中絕食,還被當局要求簽字聲明沒有作出任何反抗。

小事如老媽媽的迷信,人與魚的生命扣連,要到百里泉放生,家人的生命才可得延續;丈夫受襲,滿頭鮮血還要是堅持錄下遺囑,讓妻子也可分得財產;以至結局,Jafar Panahi 跟姪女下車,將錢包還給老婦。才沒一剎,匪徒來將車上所有洗劫一空,包括鏡頭──電影便是在諷刺之極點結束。

女性地位低微、迷信、治安不良、「莫須有」下獄,你看開著車的 Jafar Panahi 都如此鎮定。面對死亡、壓迫,他都臉不改容。即使《Taxi》在今年柏林國際電影節中取得最高榮譽的「金熊獎」 (Goldener Bär),他都因為「禁足令」而無法親身到場領獎。

不可思議,不能接受、無法想像的,在我們眼中是 82 分鐘的電影,卻是伊朗人每日經歷的日常。陌生的國度,陌生的語言,我嘗試客觀地欣賞 Jafar Panahi 鏡頭下的每一寸光影。很難。那種激動不在於畫面有多震憾,倒是他愈是平凡、低調地處理,我愈是看得心寒不安。

有說,《Taxi》是 Jafar Panahi 的明志作品,流露他身為電影人的驕傲和堅持。每個地方總有其限制,或因為政治,或因為經濟。君不見大陸獨立電影人,都一直在玩擦邊球嗎?

所謂絕對的「自由」根本不存在,沙特卻聲言「人生而自由」 (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到底自由在哪裡?──在於我們實踐選擇的時候。Jafar Panahi 既然無法公然拍攝,他便鑽入的士。選擇一種私密的交通工具,繼續傳播伊朗真實的一面,透過影像嘗試打破我們和他們的界限,融和獵奇與日常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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