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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香港戲劇史,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2015/10/9 — 17:34

【文:鄧正健(香港劇評人)】

書寫香港戲劇史,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我是在文化研究系裡進行香港戲劇史研究的。差不多在第一天,指導教授就已經提醒我,這題目很麻煩。戲劇跟電影文學不同,你已無法找回歷史現場裡的戲劇作品來看,即使有劇本,即使有錄像,也是一種隔。而我亦急不及待告訴她一個更壞的消息:我打算做的是早期香港戲劇史,莫說錄像,就連劇本也沒有。那時我看得出她小心奕奕地壓下她的驚訝和擔心,反而溫柔地拍拍我的肩膀,並報以一個信任的眼神。把故事說好,我知道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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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說故事,所有歷史書寫也不外如此。問題是我不能天馬行空,而必須先返回地上再說。於是我降落在圖書館裡,一直往下挖,往下挖,才發現我們的戲劇檔案功夫做得多麼凋零。多年下來,香港文學、電影和戲曲都有豐碩的檔案庫存,前輩們種下的樹,後人便有涼可乘,那麼跟我同代的香港文化史研究者就可以往深處鑽,往細部挖。但香港戲劇沒有像樣的檔案庫,有的只是一些零碎的個案研究,和一些十分重要但幾被遺忘的史料,垂死躺在大學圖書館的閉架裡,有時我把它們借出來,輕撫它們發黃的身體,孤獨之感直透指間。比如說,我曾找到過一份在1968年舉行的香港戲劇研究會的論文集手抄本,裡面記錄了很多時人對所謂「香港戲劇」的見解;我也看過一個寫於1962年的劇作《陋巷》的劇本手抄本,那是著名劇作家姚克唯一有關香港本土的作品。而當我在搜集有關1934年一個號稱香港首齣話劇,名為《油漆末乾》的演出資料時,赫然在微縮膠卷裡找到一篇劇評,這或許就是香港首齣話劇劇評了吧?

其實我的話說重了。在香港戲劇史研究領域裡,絕非荒漠一片,起碼在史料鈎沉工作上,我們有幾位前輩好漁夫,釣上了幾尾好魚。例如有一本叫《從戲台到講台》的書,整理了淪陷前基本戲劇活動的資料;又例如像張秉權、方梓勳和盧偉力幾位戲劇界前輩,長期流連學院卻總是閒著身子去做香港戲劇史研究,一邊手,他們留下大量珍貴的口述史稿,另一邊手,則寫下不少綜論香港戲劇的文章,為香港戲劇史素描出一幅輪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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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壞就壞我們只有寫綜論的時間,而無治通史的力氣。有次我在大學圖書館的網上系統裡游弋,竟給我發現原來有不少內地學者對香港戲劇感興趣,也寫過不少文章。只是,細讀這些文章,竟發覺它們大多劣拙不堪,作者多只靠引用香港出版的戲劇史料和著作,隨意拼貼一下,就洋洋灑灑千言萬語, 論述創意欠奉。而有部份有心有力的學者,他們既肯花心機爬梳史料,亦勇於演繹史觀,寫成磚頭形的專書。可是,這類學者受民族主義意識羈絆也特別嚴重,常不加檢驗不作推論就假定:香港戲劇是中國戲劇不可分割的一支,兩者骨肉相連,血濃於水。

我讀到這些掛著「香港話劇史」大名的磚頭書,想到的倒不是政治上的本土主義和分離意識,而是即使沒有「中國」之名,僅用上「話劇」一詞,其歷史陰霾就已經夠巨大了。十多年前,張秉權曾發表過一篇名叫〈請拋棄「話」劇〉的文章,文中指出「話劇」之說本是中國戲劇現代性的時代產物,但其中以「話」為主的性質卻反過來窒礙中國戲劇的發展。我想,「話劇」的霸道之處不只在「話」,更包含了整個中國社會現實主義戲劇傳統中的種種戲劇觀念,它將現代戲劇的多元性和顛覆性抹平,淤塞人們的戲劇想像。今天我在香港親歷戲劇的花放,這個關於「戲劇『話』不『話』」的問題,老早就過時得不堪設想了,誰想到在這場香港戲劇史的話語權力暗戰裡,竟又給內地學者偷渡陰平。

指導教授的提醒再次向我突襲:這題目很麻煩。困難是我不只要還原史實,更要還原戲劇實踐中的現場感和時代感,否則我所做的就只是靜態檔案,而非動態書寫。不久前,我參與了一個以「李援華」為個案的研究項目,成果是一本剛出爐的小書。李援華編導俱勤,作品極多,流傳下卻以劇本為主,對於其導演功夫,其人其心,除了他所寫的隻言片語,就只能旁敲側擊地從劇評和別人口述中略窺一二。劇人畢竟不同於文人,未必個個都會寫文章,我慶幸李援華擅於以文字自揭,若對於其他不留文字的劇人,那就只有跟時間賽跑,儘早做好口述史了。

可是個人終究無法涵蓋整片時代精神,如果我們很布迪厄(Bourdieuian)地設想,相信戲劇史所要書寫的是一個被稱為「戲劇圈」的權力場,而非一堆互不相干的演出、人物和劇團;又如果我們很傅柯(Foucauldian)地設想,相信所謂「戲劇圈」不過是戲劇話語掌握者發明出來的說法,現實中的戲劇實踐應該是由各種微觀社會權力實踐所交織而成的綜合結果,那麼,我所要秉燭夜讀的,就不只是劇本、場刊和劇評,而是要將釣鈎伸延到戲劇的域外,直達整個社會不同範疇打撈史料,以俱閱讀,直至我將雙眼前景弄成漆黑一片為止。

大言不慚了。而實情是我被這不慚大言折騰了幾年,可幸雙眼完好無缺,博士論文卻不幸未見雛形。果然,書寫香港戲劇史,確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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