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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中的烏托邦

2016/3/15 — 14:38

(圖片來源:龐比度中心)

(圖片來源:龐比度中心)

德國藝術家 Anselm Kiefer 的創作離不開歷史,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見證被盟軍炸毀的德國,他的藝術探索戰爭、過去、人間、字宙及神話,在巴黎龐比度中心的回顧展中,歷史及德國身份成為整個展覽的主幹。「歷史一直穿插在Kiefer的藝術中,他以近代被隱藏的德國歷史部分為切入點,德國歷史及民族性在他的作品中處處流露。Kiefer年青時也受都法國文化影響,創作中也有呼應法國作家Jean Genet及Louis Ferdinand Céline,當然德國文化始終是他作品中的靈魂。」Jean-Michel Bouhours是 Anselm Kiefer 回顧展的策展人。

二戰時的納粹黨歷史,一直是德國甚至歐洲大陸的忌諱,Kiefer 用自己身體去重演這段歷史。在回顧展中,開首就是藝術家以戰爭的虛幻去呈現歷史,以探索過去來自省。1969 年 Kiefer 穿着父親的德國軍服在意大利、瑞士及法國不同地方,作出納粹德軍式敬禮,Heroic Symbol 就是包括行為、攝影及繪畫形式的系列,作品在當時受到猛烈批評,作出納粹德國或敬禮,是在國民傷口上灑鹽。Kiefer 說要過有一些內在的感覺一直積累,他很想把它們掏出來。如果早出生20年,便可以親眼目睹戰爭的狀況,那就不會對這段歷史處於一個無知的狀態。所以他只好重現當時情況,讓自己置身其中感受歷史。

時間、末世、廢墟是 Kiefer 審視歷史的創作概念。「廢墟的概念是跟納粹時期的建築有關,也受哲學及神秘主義的影響。而 Kiefer 在二戰時出生,每個德國戰後出生的童兒,都親歷當時頹垣敗瓦,於是廢墟成了他創意來源之一。」就是在一切被摧毀之後,才可以重新建設,對 Kiefer 來說廢墟是個新開始,有種否極泰來的意。在一系的廢墟作品內,他將納粹時期的新古典式建築,以廢墟形象呈現。這些建築物都是由希特拉鍾愛的建築師於二次大戰時設計及興建,當時更揚言納粹帝國要復興新古典主義的美學,如古希臘及羅馬般,復興人類文明。最後,這些建築物當然在盟軍的炮火下變成灰燼。Kiefer 的畫如雕塑般,在顏料之外,他用灰、沙石甚至乾草去營造畫內的空間感及蒼涼,讓已化作灰燼的歷史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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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燼是 Kiefer 經常使用的物料。灰燼經火燃燒而成,是摧毀的象徵,燒焦的「書」是被摧毀的文化的象徵,也是他另外一個創作核心。Kiefer 一直希望成為詩人,他說過人生的道路總是把他引領到目標以外的地方,於是他為了藝術家。做不成詩人,於是每年都創作一本「書」,不為閱讀卻用以沉澱反思。回顧展中的一本燒焦「書」作,名為 Martin Heidegger,Heidegger 是德國著名哲學家,二戰時跟納粹黨有密切的關係,為極權統治者寫下不少宣傳性文章,一部燒焦的 Martin Heidegger,當中的喻意可堪玩味。

「除了燒焦實體書外,Kiefer 的書還會出現於畫中,如《For Paul Celan: Ash Flower》,燒焦的書懸掛在上,如像哀悼已失落文化的花朵。」Paul Celan 是生於烏克蘭的猶太詩人,他的詩對 Kiefer 有重要的影響。詩歌是 Kiefer 在大海裡的浮標, 讓他可以沿着浮標在海洋中飄游而不致迷失。《For Paul Celan: Ash Flower》中,以燒焦的書比喻花,灰燼及花如生命中某階段的變奏,兩者放在一起,把不同的時間、空間都凝固在畫框之內。Kiefer 讀 Robert Fludd 的著作,Fludd 是十六世紀的數家及占星家,他說地球每朵花,在天上也有一顆對照的星,世上萬物就是共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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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fer 要回顧的不只是過去,還要牢記現在及將來。德國人在思考關於希特拉的種種時,總會想到自己,不能分割不可逃避,現在就是過去的果。生於德國黑森林,森林對Kiefer 來說有象徵意義,既是出生地也是德國歷史的起源。Kiefer 在 1980 年跟 Georg Baselitz 代表德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他的 Ways of Worldly Wisdom 系列中,以森林為背景,把不同時代的德國知識份子及歷史人物串連起來,歷史就是一環扣一環。

歷史在 Kiefer 的藝術中是灰燼、荒蕪、粗糙卻又滿有詩意,或者就如策展人 Bouhours 所形容「既是末日,也是烏托邦」。

 

(原文刊於《信報》優雅生活,獲作者授權博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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