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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戲劇節關鍵詞:「政治」與「評論」

2017/9/15 — 17:16

柏林戲劇節在香港
(圖片由西九文化區提供)

柏林戲劇節在香港
(圖片由西九文化區提供)

筆者按:七月廿一及廿二日,西九文化區與香港歌德學院合作舉辦「柏林戲劇節2017講座」,邀請了「十大作品」的兩位評審來到香港舉辦兩日研討會,與一眾劇場工作者談談戲劇節與今屆十個作品。雖然研討會已結束,但後續反思才要剛剛開始。筆者訪問了與會主持及主辦是次活動的西九文化區代表,了解統籌活動的概念及本地劇場人感想。一連兩篇文章,除了節錄討論及訪問內容,更希望帶出「柏林戲劇節2017講座」對本地劇壇的意義──不求模仿德語劇場,只求推動同業放眼外地,同時立足本土、反思本土。

上篇文章簡介了德語劇場與「柏林戲劇節」,提到當中討論的氣氛正是西九文化區與歌德學院合辦是次活動的原因。而討論作為「柏林戲劇節」最重要的元素,又與當地文化的兼容並蓄不無關係。德語劇場縱然活潑紛繁,主題卻萬變不離其宗──劇場如何介入社會?身份政治已然滲入當地人及其劇場的血液,以致與會者都關注德語劇場如何回應整體政治和社會變化。

劇場介入社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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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的總經理陳國慧本身為劇評人,在討論期間表達了評論者的觀點。她表示德語劇場令人擊節讚賞之處,在於作品回應議題同時並沒有在美學方面妥協,吸引力因此而生。但她承認在評鑑本地作品時有尷尬的情況:無論是主權移交前後、抑或近年雨傘運動,可見不少本地作品受政治影響,往往是「議題先行」,但導演手法或美學處理未能承托議題、或未達到相應的高度,作品難免與「福音劇」沒有兩樣。她認為政治焦慮仍會持續下去,而「議題先行」亦會為評鑑作品帶來問題。

說到政治,討論就活了起來──有與會者欣賞德語劇場的自由與敢言,但另一方面又感嘆當下政治打壓之際,本地藝術家在創作時已有自我審查的傾向。甄拔濤認為德語劇場可供香港借鑑的地方在於,它不只是純粹將議題拋出來,更是有其視野與手法去回應政治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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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Easy Pieces 劇照
(Photographer: Phile Deprez )

Five Easy Pieces 劇照
(Photographer: Phile Deprez )

而獲得最多與會者喜愛的Five Easy Pieces,就似乎同時達到了設題視野及美學高度。此作品由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urder製作,導演為歐洲近年灸手可熱的Milo Rau。作品以廿年前在比利時發生的連環殺童案為藍本,起用8-13歲的兒童為演員/受害者,而Milo Rau則身兼編導。

Five Easy Pieces有兩層敘事層,第一層為演員呈現殺人犯和其他角色之間的故事、第二層為導演教導演員演繹故事的過程。有與會者認為作品起用兒童演員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姑勿論兒童有否所謂「演技」;他們如何認知這宗駭人聽聞的案件、又如何重演當中的關係亦是要點。一般人皆認為兒童心智未成熟,如此敏感的題材會對他們造成影響。更甚者,演員需要脫下衣服面對觀眾(重要部位被遮蓋),亦帶出一個道德爭論:兒童在劇場中、在社會中,又可被「容許」作出何種尺度的行為?兩位訪港評審表示作品在當地引起巨大波瀾,傳媒甚至在排練期間追蹤製作過程,確保兒童演員都有良好的身心狀況。

Five Easy Pieces 劇照
(Photographer: Phile Deprez )

Five Easy Pieces 劇照
(Photographer: Phile Deprez )

Five Easy Pieces無論在演出形式還是內容深度都在叩問社會道德的邊界;以演員/導演的關係比喻受害者/兇手的關係,用以帶出兒童在社會上遇到的各種對待。難怪與會者之一,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陳炳釗表示,Five Easy Pieces的前衛性已超越劇場範疇,介入社會倫理規範。

獨立創作人俞若玫就認為,只要有生活,就有政治,所以藝術和政治本就相同,但藝術家與政客、行動者參與政治的方法就有差異。藝術家有創意、有自己調配情感和引起討論的方式,她表明「藝術的政治性正正從其反政治性而來。」藝術並非社運,但如何做到社運的影響力?大概從Five Easy Pieces可見一斑。

劇場需要評論、研究與紀錄

作品有自己的方式介入社會,但亦需一位成就千里馬的伯樂。演出固然重要,但有迴響,才能將作品的威力傳揚開去。筆者回想自己學習撰寫劇評,覺得本地媒體給予劇評的版面較少,以致演出完成後未能得到相應評論。劇場作品有其即時性,如未有評論紀錄的話,後人就缺乏參考。本地作品不像外國可以巡演多場,後人得到有關紀錄的機會就更少。

而在討論中,作為主持的編劇潘詩韻亦表示本地作品的紀錄和存檔不足,指出「柏林戲劇節」從創立伊始已建立其資料庫;但是相對於本地劇壇,有時想參考廿年前的作品亦無從入手。她亦認為本地劇場缺乏研究,憶述「柏林戲劇節」的講座中有劇場學者的參與,而製作人、評論人和學者之間不同觀點的交鋒,令戲劇節有不一樣的層次;她說,跨領域的討論煉成了當地演員的「質地」,令他們可以嘗試更多種類的劇目。

兩位訪港評審都講到評論人亦是當地劇場的重要部分,像評審團本身大部分便是資深評論人。在當地,作品演出前後都不乏評論文章,媒體有藝評版面帶動對作品的討論。創作不但需要觀眾、還需要評論人,才可以將作品變得更好。有與會者就問到訪港評審Till如何看待評論人的身份──是否掌握作品的生殺大權?Till就認為評論人要坦誠面對作品;若果對作品給予不實的意見,並不是對作品好的方式。

陳國慧認為當地評論人有著良好定位,相對來說,本地在評論教育方面的配套明顯不足,評論人亦不屬於劇場生態的一部分。她同意本地在保存作品紀錄方面仍遠遠落後其他地區,希望在劇場紀錄方面能有獲得相應關注。

劉祺豐亦認為評論和紀錄是本地劇場的一大缺口,並重申西九希望「鋪路」的想法:本地劇場需要開始這類討論,而西九很樂意提供場地(甚至可以是──酒吧!),令討論更加常規化。畢竟,有酒就有人,手持杯中物大談劇場事的日子似乎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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