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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先生是一個臨時情境──《打邊爐》對話《潑先生PULSASIR》

2016/1/19 — 13:43

由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和打邊爐(d-b-l)聯合主辦的「日常連接與藝術主張:藝術自媒體論壇」於2016年1月9日在廣州舉行。在活動舉行前,作為打邊爐(d-b-l)創辦人,我對出席論壇的8個自媒體的創辦人、編輯進行了採訪。下面是對《潑先生PULSASIR》負責人芬雷的採訪。

 

鍾剛:「潑先生」已有八年了,這個組織是怎樣創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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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雷:2007年,我在南京,和南京大學的余志楊商量著做一個讓年輕人自由交流的學術網站,然後就在豆瓣上建了一個私密小組,把當時幾個在網路上熟悉的人喊進來,大家一起討論年輕人為什麼需要交流以及到底什麼是年輕狀態的寫作,有很多精彩有趣的想法,但是網站最終沒有做起來,然後就有了這樣一個非正式的團體,余志楊起了「潑先生」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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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剛:你們介紹「潑先生」時用到了三個詞,分別是「青年」、「學術」和「團體」,能不能從這三個關鍵字的角度來介紹下「潑先生」?

芬雷:首先要說,這是權宜的話,並不準確。「青年」,其實是指一種年輕狀態的寫作,所謂年輕狀態,不見得是精力或年齡上的,而是具有探索的勁頭,不去因循,能別出新意、另闢蹊徑。「學術」,可以說是我們立足的一個基點,就是找到一個我們去發力的點,倒不是說我們要去維護學術應有的地位,不是這樣,我們沒有這個使命感。「團體」其實是這三個裡面最不準確的,潑先生是一個臨時情境,始終是開放的,至今沒有一個足夠說明團體性的章法。

 

鍾剛:在過去的八年裡,作為團體的「潑先生」,是否發生過一些變化?

芬雷:太多了。一直都在變化。潑先生一直在試探、在摸索,同時也在犯錯。比如原來沒想過製作書籍,也沒想過要發起「潑先生獎」。現在保留下來的一個想法和計畫,都是堅持下來的,其實還有很多沒有堅持下來的。

 

鍾剛:你們一直堅持的是什麼?

芬雷:如果有一直堅持的,那就是「潑先生」這個名稱所指的那種潑賴的、遊戲的探索吧,針對歧異情境展開工作。這樣的工作,不是在某一門類中行動,而是更加看重關聯性。

 

鍾剛:你們認為潑先生的學術興趣與學院的學術生產的不同在哪裡?

芬雷:學院的生產是可以因循的,這是教育的任務或者說使命。潑先生也是生產,但無以因循,主要在於個人,以及個人與他人相關聯的行動意義。這一點,早在2007年的討論中就有過討論,余志楊曾有一個有趣的比喻,他說學院是「孕婦」,潑先生是「接生婆」。每個寫作的人、每個行動的人,在生產的意味上也是「孕婦」。只是,學院將孕婦的生產體制化了,它要概括每個人的生產,這就難免和個人之間產生一定的衝突。

 

鍾剛:你們提出的「亞學術」的概念,並認為潑先生的「潑」是「嚴肅的play」,你們所說的「play」,指向的是什麼?

芬雷:就是遊戲,耍潑,但不是自娛自嗨。「自己嗨」的事情沒必要如此大費周折。因為最早發起的時候,學術寫作的人比較多,所以我們首先要跟學院的學術區別開,這可以說是那個時候的主要訴求,有那麼點從哪裡來就先從哪裡開始批判的意思。「亞學術」這個提法可能不準確,因為也可以「不學術」,還可以「很學術」,看具體的行動情境需要,只要不去體制化就沒有太大的關係,不是特別的嚴格。

 

鍾剛:「潑先生」不僅有自己的出版計畫,還有「潑先生獎」,還有定期發佈寫作和翻譯成果的「機制」,感覺潑先生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組織,它的活力甚至比很多體制內的組織還要強。你是如何看待潑先生的這種「活力」?

芬雷:體制的活力要按著制度來,這樣好管理,但也容易帶來惰性。潑先生的活力是跟著人走的,換句話說,這樣的活力也是因人而異的。要從每個人的不同理解中上找到協同性,然後再去開展具體的工作。作為一個協調者,我的工作因此也就是把大家的活力通過潑先生關聯在一起而已,做的事情其實並不多。

 

鍾剛:出版在潑先生的工作中處在怎樣的位置?

芬雷:交流的位置,而且是以一種整體形式展開的交流。一本書籍和一篇文章的不同,在於相比文章,書籍讓讀者不得不去理會作者的一種關聯性目的:為什麼寫這麼多,為什麼要這樣安排,而不是簡單地關注文法、風格或觀點。在出版或者說書籍製作這一方面,潑先生一直希望找到和無法預期的他人進行交流的方式,同時也希望找到能讓這些人參與到潑先生具體的工作當中的方式。

 

鍾剛:自媒體對於潑先生而言,是一個工具、平臺還是其它什麼?

芬雷:都有。它首先是工具,跟手機一樣,這個工具在今天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碎片閱讀的工具,同時也是通過閱讀「朋友圈」來關聯世界的言說、行動與思考的工具,可以說它改變了閱讀的情境。因此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自媒體寫作形成一定的吸引眼球套路,這無疑都是工具的更新所帶來的。當然,它也是平臺,因為它不只是閱讀,不只是展示,還有互動,還有聯合,也可以生成新的動力。

 

鍾剛:我留意到「潑先生」經歷了博客時期、豆瓣時期,如今是微信訂閱號的時期,在互聯網的變化中「潑先生」怎樣保持內容和檔案的完整性和持續性?

芬雷:過去8年的時間裡,我們沒有怎麼考慮保存檔案的事情,一方面是博客、豆瓣、微信各自的內容都在各自的後臺裡,似乎不需要刻意去保存、去檔案化;另一方面,潑先生始終在調整自己,讓自己的工作更具條理、思路更加清晰。可以說,用了8年的時候,我們才看清自己的路。

 

鍾剛:你們為什麼要去做一個網站?

芬雷:做一個網站,在最早的時候,是為了實現交流,而現在,是為了整理內容、梳理路徑,讓潑先生容易查詢、方便瞭解、開放參與。包括我們之前已經售罄絕版的書籍,也會放在網站上面供大家下載。那個最初想要做的網站在8年後才有了模樣,變得更加簡單,更加實用。在此基礎上,我們或許還會推進一些與國內外的年輕寫作者、思想者、藝術實踐者的對話與合作,去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鍾剛:在「潑先生」的工作中,藝術行動也是你們的工作內容之一,「潑先生」藝術行動的立足點是什麼,目標又是什麼?

芬雷:藝術,不管何種藝術,在我們看來,始終是一種挖掘關聯性的藝術,也是一種啟動情境性的藝術。而潑先生的工作,一直以來,都跟關聯性和情境性密切相關。不管是寫作、頒獎,翻譯、出版,還是影像實踐、互助計畫等,都是基於這一點展開的。另外就是,潑先生其實並非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組織或團體,它有很大的虛擬性,大家都是在一個網路空間進行溝通和協作,所以藝術行動,對於我們,還是一個讓虛擬的協作面向現實實踐進行相互合作、相互勘察的過程。不僅在虛擬的領域進行一個協作關聯,還要在現實情境中,與那些已然在自己藝術領域展開行動的個人、機構或團體進行協作。

 

鍾剛:你的全職工作是做什麼?資金對「潑先生」是一個問題嗎?

芬雷:我的全職工作和潑先生毫無關係,亦無搭界,屬於全然分開,互不打攪,所以不說也罷。資金對於潑先生始終都是一個問題。前期大部分都是由潑先生的幾個發起人湊出來的。主要是我、陳靖山(設計師)、馮冬(詩人)、符象等。現在出版這一塊的資金,全部都是由符象一個人在投入,而其他的活動(包括網站),則是以「基金」的形式在操作。解決資金運作的問題,將會利於潑先生工作的持續開展,我們還在考慮如何更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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