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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眼看人間》:以平等取代壓迫

2015/5/11 — 17:32

【文:仲夏寒蟬】

2015 年是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一百週年,當年鄂圖曼帝國擔心國土分裂而施以毒手,直到 1923 年,遇害者聲稱高達 150 萬,被視為二十世紀第一場種族屠殺。100 年後的今天,種族主義陰霾籠罩全球,美國近日巴爾的摩騷亂,一名黑人青年被逮捕後喪命,引發大規模示威,並釀成暴力事件,事件距弗格森騷亂才幾個月。

Jasz 在《巴爾的摩騷亂:種族歧視背後的階級背景》一文(註)引述《聖路易士郵報-電訊》David Nicklaus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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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披著種族衝突外衣的階級矛盾混淆視聽,只有推翻壓迫性的社會結構才是治本之策,看弗格森事件就知道了。如果說員警的行為是烈火,那貧困和無望就是乾柴。

Jasz 作出以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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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樣的騷亂一再發生?槍殺只是導火索。美國黑人被員警槍殺並不罕見。從六十年代的瓦茨到 92 年洛杉磯再到 13 年的法拉特,此類事件也引起多次抗議。有研究發現,在美國,平均每 28 個小時就有一個黑人男性被員警、保安、或者義務警員殺害。黑人被員警槍殺的概率比白人高 21 倍,每一百萬黑人中就有 31 個死在員警手裡。「歧視」一詞無法解釋這麼高的謀殺率。雖然大量心理學研究已經表明,在美國人的潛意識中,黑人跟槍聯繫在一起,這種把黑人和「威脅」、「槍枝」聯繫在一起的主流文化是有結構性背景的。

當種族偏見化成社會結構,存在結構性的族群壓迫,初步會造成集體剝削,最後演變為抗爭和革命,《狗眼看人間》正是訴說一場革命的發生,電影的英文名稱叫 White God,由「白」和「神」組成,展露了白人自視高高在上的傲慢。哈根(Hagen)是「非純匈牙利血統」的「混種狗」,由於政府要打壓這些「雜種狗」,規定所有狗主需繳付巨額款項。由於小主人莉莉的爸爸拒絕繳費,哈根被界定為「非法」,並且被遺棄在街上,展開了受難的經歷。哈根連番被賣,從流浪漢賣到狗販的手中,最後成為參加鬥狗比賽的戰鬥狗。過程中哈根的唯一生存價值就是賺錢工具,惡劣的居住環境和飲食,成為鬥狗的過程中飽受折磨,更在比賽中身受重傷。明顯地,這是一齣動物的寓言故事,在人類歷史和社會中,有人透過種族/血統/階級/宗教等不同的劃分,建立「他者」論述,繼而施行歧視、剝削與暴力,甚至是清洗!

《狗眼看人間》確實很暴力!故事發生在屠房,莉莉的爸爸負責檢查被屠牲畜的食用質素。電影拍攝了屠宰的過程,一具具被吊起的動物「遺體」,用利刃剖膛開腹,內臟應聲溢出,待檢查後可蓋上「合格/等級」藍印。在屠房的世界,沒有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只講宰殺換來的價值,只存在「宰」與「被宰」的不易關係,而現實世界就是一個屠場,還要趕盡殺絕!莉莉帶著哈根暫住父親家中,鄰居的老太太立刻面露厭惡之色,覺得哈根會帶來疾病。爸爸亦不接受哈根與他們同房而睡,不准用肉類餵牠,只能吃狗糧,原因就是狗不能過人的生活。受壓的除了哈根,還有愛護牠的莉莉,但是在勢孤力弱下只能把牠遺棄路旁。在這個「屠房世界」,失去僅有的保障就意味面對更殘酷的對待,壓迫愈來愈升級,「鬥狗訓練」成為摧毀生命的終極手段。酷刑式的訓練引致遍體鱗傷,生存的意義只剩下在比賽中殘殺同樣悲哀的同類,打贏了繼續比賽,直到被擊斃,這就是結構性的集體壓迫。要逃離壓迫,只有推翻社會制度。

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壓迫催生了革命。「捕狗隊」四處搜捕「非純種」的流浪狗,寓意政府透過暴力去維繫不公義的社會制度,鏡頭下捕狗隊的汽車突然駛至,那些已被驅趕至偏僻工地的流浪狗驚惶逃命,逃脫的繼續過著逃命的日子,失敗的被送去「收容所」。上述情景令筆者聯想起杜琪峯執導的《放·逐》(2006),不斷逃亡的過程中,根本沒有「下一站」和「目的地」,只能不斷的逃,所到的地方環境一次比一次惡劣。《狗眼看人間》的敘事同時書寫了族群被邊緣化的過程,禁令一下,大量非純種家犬遭遺棄,離開有住有吃的人類住所。去到食肆尋找廚餘剩食被驅趕,甚至遠離人類住處的荒僻之地,仍要趕盡殺絕,壓迫的盡頭就是在收容所等死。於是,革命爆發了!

因在收容所咬人的哈根面臨被殺,把握職員沒有鎖門的機會衝出藩籬,帶領本來在收容所任人宰割的同類,衝上街道向人類展開報復!被長期壓迫和剝削的一群,展開了暴力報復,先向曾經傷害他們的人,用利齒噬咬,然後衝上街頭跟手持槍械的人類打「巷戰」,畫面的震撼力絕對不遜於戰爭片。電影的最大諷刺,革命領袖哈根是人類訓練出來的戰鬥犬,哈根被流浪漢捉走的一刻,牠的名字開始叫 Max,跟馬克思(Karl Marx)的欠一個英文字母,莉莉的樂團伙伴,曾演奏一小段《國際歌》,象徵社會的壓迫與剝削引發了社會革命。導致哈根由溫馴的家犬,變成暴力革命領袖的 Max, 就是那殘酷的社會制度和鬥狗場。電影沒有把革命延續下去,當莉莉和爸爸願意放下自己,伏在地上跟哈根和同伴以「平等的視線互望」,革命平息了。只有用平等取代壓迫,沒有壓迫,就沒有革命。

種族膚色的界限,絕非天生該當如此。奇邁可(Michael Keevak)在《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Becoming Yellow: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書寫了「黃種人」名稱由來的歷史,請留意,不是「黃種人」的歷史,而是歐洲人把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藉著膚色劃分去建立白人高高在上的種族主義理論。書中寫道:「沒有一個將『黃色』與膚色連結在一起。十九世紀之前完全找不到東亞人『黃皮膚』的概念」,即使以膚色描寫中國人和日本人,也是用「白色」。不過,雖然未用上「黃皮膚」,但是歐洲人會稱自己是「最白色的」,因為白色代表崇高,同時地會因應接受西方信仰的程度作區分。例如日本戰國時代容許傳教士傳教,所以「日本人較中國人更白」,更接近優秀的歐洲白種人。隨著帝國主義的擴張,歐洲人顯得更加自大,書中分析:「十九世紀所發生的情況是,『黃色』已然成為一種指涉種族的稱號。換句話說,東亞人是直到被歸類為『黃色』種族後才變成『黃種人』,而起初在十八世紀末時是被稱為『蒙古人種』(Mongolian)。」歐洲醫學會把一些疾病冠上「蒙古」之名,例如「蒙古褶」(Mongolian eye fold)、「蒙古斑」(Mongolian spots)和「蒙古症」(Mongolism,即唐氏綜合症),視為人類退化的象徵。事實上,「製造差異」的情況從未停止,例如智力測試實驗會顯示原住民和所謂「有色人種」的智力較白種人低,當中卻完全忽略經濟差異對孩童知識累積的影響。居住在非洲小村落的孩子,跟歐洲曾接受幼兒教育,每天在電視機前接受資訊的孩童,做同一個測試,難免顯得落後。又或者「有色人種」犯罪率較高,不能忽略他們在歧視下的待遇和經濟條件遠遠落後。種族主義是人類刻意建立的偏見和誤導。

《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討論了中國及日本人對「黃種人」的回應。日本人對此十分抗拒,因為不想跟中國人同等,自視為可以跟歐洲人同樣「優秀」;中國人則較為複雜,不滿白種人的傲慢和歧視,但是會接受以膚色劃分人類高低,不過就把黃種人與白種人同等,歧視黑人。中國人甚至把「黃色」這個帶有歧視的「符碼」,轉變為國族的符碼,「源於黃河、黃皮膚、黃帝(炎黃)子孫」,黃色自古代表尊貴,所以中國人異於日本人,不抗拒黃種人的稱謂。

匈牙利導演 Kornel Mundruczo 在《狗眼看人間》中表達了種族歧視帶來的不義及禍害,他講的是歐洲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革命。放諸於東亞的中國和日本,同樣移植了膚色/種族劃分的觀念,日本認為與歐洲各國同等,但不談膚色,只談種族,自命其民族優於亞洲各民族,展開對各國的侵略,要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至於中國,構造了「中華民族」這國族符號,配合「黃色」符碼,但是「源於黃河、黃皮膚、黃帝(炎黃)子孫」實際上只適用於漢族,勉強國內其他民族接受,容易造成「大漢族」主義,不利於國家的團結和發展。人類需要學習如何與不同膚色、種族、宗教、文化、階層的人共處,就先要放下自己,與對方採用平等的視線。否則,面對結構性壓迫,或許會演變成更廣泛的抗爭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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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破土雜誌:《巴爾的摩騷亂:種族歧視背後的階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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