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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六十安已不:專訪楊秀卓

2016/4/10 — 11:52

變態

「我係製造不安㗎,我所有作品都係要令人不安,令人覺得唔舒服,甚至感覺到好痛。」

鏡頭前是十年前的楊秀卓, 肢體語言豐富得像在演講或表演,正憶述他的早期作品:混合媒材裝置作品《道德以外》 (1982),其中一部份用泥膠搓成「賓周」狀,再用三塊剃刀片插在龜頭上;三十年後仍然為人津津樂道的經典行為作品《人與籠》,在陸恭蕙策劃的〈外圍〉(1987) 開幕禮上,他塗白了臉,渾身血紅塑膠彩,頸上繫着鐵鍊,自困籠中四十八小時,爬行嘶叫,人獸鬼莫辨。當年展覽結束後他接受《外邊》雜誌專訪,標體是八個粗黑體大字:「我要令主辦者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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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嗰時我冇用『身體』表達呢啲觀念,總言之我要喺嗰度搞嘢,搞串個 party,等你班友仔衣香鬢影嚟睇嘢、飲 champagne 吖嗱,我就要俾佢哋睇下我個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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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是歸處〉策展人羅文樂提出關於心之所安與不安的展覽意念時,出發點是李嘉誠一句「心安是歸處」折射出來的香港現況,據我所知並無特別參照楊秀卓的早期作品,但事情總有隱藏的內在邏輯。縱觀香港當代藝術發展,楊秀卓可謂「不安界」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不是傳統學院出身,未曾放洋留學,他在 1978 年入讀港大校外進修部修讀藝術,翌年首次參展,以繪畫出道,很快就以露骨作品成為藝術圈的「enfant terrible」,令人側目的行徑還包括用避孕套做雕塑,替作品取名《𨶙樣》,畫男人自含賓周、女人把頭塞進自己的陰道...

激越犯禁的作品,令他被朋友視為性變態者;但是這位「性變態者」的前身,卻是極端保守的宗教狂熱份子。那是他 20 到 25 歲的時候。

 

愛父

「我返教會五年,非常、非常虔誠。我有團契房的鎖匙,每星期有四天,放工五點就行上教會,在團契房下跪禱告。崇拜、主日學、團契、家庭日、播道會,我全部都參與。間中跟小學同學坐埋食飯,我第三句就開始講耶穌,仆街,個個都彈開晒,唔敢再搵我。」因為一句「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他甚至連電影也不看,清心寡欲的程度在基督徒當中也是異數。「嗰時真係癲㗎,放在今日,我會是塔利班那種人,極端原教旨主義。」

眼前的楊秀卓,跟十年前訪問錄像中的他沒多大分別,除了齊肩的白髮更長了,近來見他總是束成馬尾。鬚髮白得發亮,皮膚更近於泥土的顏色,眼神銳利,說話條理清晰,語調鏗鏘,善於總結歸納,也善於自我剖析以至自我批判。怎麼看都是一號銅皮鐵骨的人物,難以想像他自幼體弱,受嚴重哮喘所苦,因為健康問題,個性悲觀,將近 20 歲時在大病聽到福音,因『神愛你』三字,決志信奉基督。

楊秀卓

楊秀卓

「當基督徒那五年,對我人生影響好大,也影響我後來的藝術表達。一直到現在六十歲,那時的影子還在。那五年的壓抑,令我對性很負面,例如聖經說我看到一個女人有邪念,思想上已經犯了姦淫罪——仆街,諗下都犯姦淫!大佬,一個男人廿幾歲,血氣方剛,日日在中環返工見到啲鬼婆咁 sexy,點會冇反應?但聖經不容許你有任何邪念。那五年間我打過一次飛機,內疚到不得了。」

後來,因偶然在報上看到瘦骨嶙峋的非洲飢民照片,觸發他反思宗教信仰。「上帝是講仁愛的啊,為什麼這個世界會這麼殘忍?」教會生活是教條式的,只是一班人坐在一起唱唱詩歌、讀讀經,他的問題得不到答案,就在此時遇到存在主義心理學家 Rollo May 的著作《Man’s Search for Himself》。

「那本書真的令我開晒竅,它很細緻地分析宗教為何這麼吸引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大部份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不用向自己負責。一個沒有自我的人生,self-less-ness。」他將三個英文音節,用力吐出。「在教會裡是最安全的,因為你不用做抉擇,上帝自會為你安排。你所有的行為準則,都在《聖經》裡面,你不用作判斷,毋須獨立思考。你是誰?不用問,只要跟從教會的 norm 做人就是完美,這對那些懶於對自己生命負責的人就最吸引。當時的我,沒有自己的方向和想法,透過取悅他人獲得道德上的虛榮,什麼不可含怒到日落呀、要愛人如己呀,我照單全收。」

他總結道:「我對基督教最大的批判,就是它鼓勵人不用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離開教會,當然不是一句說話就搞掂,過程其實相當痛苦。「噔」一聲,他一拳打在公園石桌上的鐵板棋盤上,右手兩指立於其上:「那時我站在上面,做人全靠這個,突然拿走了,咪即刻冧囉。」拳頭縮起,手指頹然倒在桌上。「但尼采說過,在虛無中有力量,你可以從裡面走出來。」

 

文青

有句諺語是這樣的:上帝關了一扇門,必定會再為你打開另一扇窗。 楊秀卓一手關上了通往上帝的門,轉身推開窗,看到的風景是文學與電影。提起七十年代末影響他甚深的文藝作品與活動,他的記憶清晰得令人吃驚,就好像談到上星期剛發生的事。

「我廿五六歲,離開教會後,就開始參與文學活動,那時好熱心參與《大拇指》[1] 的活動。我是文青嚟㗎,不是偽文青,是真文青。有次是一個星期日朝早,在土瓜灣馬頭圍道的一家幼稚園開文學座談會,張灼祥講詩,也斯講小說,小思講散文,三人就坐在桌上,成班文青個個五呎幾六呎高,個個坐矮凳仔。張灼祥唸完葉慈的詩後,從袋中拿了一個玻璃樽出來,裡面是茶色的,我還以為是普洱茶,突然嗅到酒味。」愈說愈激動,他一掌拍落枱。「嘩,你知張灼祥有啲鬚、有啲文學氣質,在幼稚園,唸完葉慈,整啖酒,你話對你人生影響幾大,真係浪漫到死啦!」

一晚他放工跑去尖沙咀的民歌餐廳,一個人坐了一晚。既然不用再守宗教規條,「屌,就買包煙食下,飲酒,扮墮落」 。那種狀態,他形容是非常虛無,當時在貝托魯奇的《巴黎最後探戈》找到共鳴。「整部電影第一個鏡頭,低抄,馬龍白蘭度第一句對白:『Fuck God』。當時我剛離開宗教,有套電影的男主角第一句就跟我說 Fuck God!馬龍白蘭度真係好勁,他的表情只要做超過少少,就變成唔開心,唔開心可能只是因為同老婆鬧交之類,但他的面部表情表達到那種唔知自己做緊乜的狀態。那個就是我的狀態。」電影初段就是男女主角的性交戲,二人互不相識,只是去看房子時遇上。「這些電影就令我覺得,以前那種壓抑,真係好戇居囉。」

巴黎最後探戈

巴黎最後探戈

他形容那時算是存在主義尾聲,他讀的書、看的電影也有存在主義傾向,他開始相信意義只會透過行動產生,既然討厭自己在做的會計工作,就決心求變。因為想起自己小學時很喜歡勞作堂,填顏色、剪剪貼貼都拿到高分,就跑去報讀明愛中心的藝術興趣班,卻發現人家只是教他畫尖沙咀賣十蚊幅的行貨畫,於是很快就離開,進了港大校外進修部修讀藝術與設計,「讀唔夠三個月已經知自己揀啱路,就瞓身去讀」,日頭返工,晚上畫畫。

當時他接觸到以藝術介入社會的德國藝術家 George Grosz 和 Käthe Kollwitz,深受影響,特別是通過前者發現藝術家可以用性去「鬧爆中產階級、宗教團體的偽善」,下定決心走這條路,於是有了早期那批以性為手段鬧爆社會的作品。除了頻繁使用避孕套、性器官、排泄物之外,由於他缺乏傳統藝術訓練,特別是與雕塑有關的技藝如木刻、鑄銅、倒模等,反而驅使他在物料上創新,像是常用竹篾、衣紙、紙黏土等土炮材料創作,還曾在籌備展覽期間煲溶瀝青做物料實驗,用在雕塑上。

 

示警

對楊秀卓有所認識的人都知道,他的「激烈時期」隨八十年代一起走到盡頭。文首提及的《人與籠》算是一個句點,此後因為進入了香港大學修讀比較文學與藝術學位課程,接觸到大量後現代理論,加上男人四十,個性不再像以往火爆,九十年代的作品有了 180 度轉變,從暴烈粗糙轉向概念性的呈現,從把玩性意象轉向把玩語言和文字,風格也變得乾淨。

在〈心安是歸處〉中展出的作品《小心赤色病毒!》,楊秀卓在全港十八區 100 間中小學前高舉他畫的紅色病毒畫,事後印製 100 張紀錄照片貼在展場,呈現方式也是他中期開始的乾淨簡約路線。問他這次的作品是否像以往般希望令人不安?「其實不是,如果是想令人不安,就不會這麼乾淨。之前說過,雨傘運動時好多人用『香港是我家』、『自己香港自己救』這些口號,令我想起我也真的覺得香港是自己屋企。聽了羅文那句關於心安的話,我就想,香港搞成咁我點心安?這個家有病毒在入侵,於是我想用這個方法話俾人知,要警覺,病毒已經藏在體內。」

談到後來,楊秀卓才提起原來這次的作品也算是另一舊作的延伸。2013 年,他參與了〈繪畫大道中(三):半鑊生半鑊熟〉展覽,他畫了一幅大畫,左下角好多紅點,慢慢往上滲透,畫面上寫着:beware of red virus。「其實那時我已察覺,經過國民教育一役,共產黨的影響已經滲進來,大學好多大陸講師和學生,經濟上好多紅色資本,各方面都是。去到今次,我覺得更明顯,李國章搞大學,中小學則有普教中、學基本法,紅色影響真的入到嚟。我最主要的目標觀眾其實是中學教師和學生,希望他們來看過後會覺得警剔。」楊秀卓自 1995 年進中學教書,一教 18 年,即使退休後還常與不同團體合作,帶學生工作坊。訪問當天,他手裡拿着的還是與教育相關的書,教育仍然是他最關注的課題。

我還在想這次淺白直接的表達是否與他心目中的目標受眾有關,楊秀卓卻再度提起自九十年代影響他甚深的後現代理論:「用傅柯的說法,學校像教堂、監獄,都是權力核心。我教書十八年很清楚,學校真的是一個可以把學生模塑成癡呆順民的架構。而且我的身體就在現場,置身於城市空間、公共空間,我站在這個權力象徵前,用符號批判身後的體制,我想或者可以用 performative public art 的角度看這件作品。」他用理論剖析自身的創作,嘗試開拓關於身體、公共空間、權力關係的閱讀,至於接受與否,自當留給觀眾決定。

 

歸處

回看他最初激烈地背叛信仰,是因為意識到宗教不能解釋或解決世間的苦難,那麼在從事藝術創作和教育三十多年後,覺得藝術又會是答案嗎?「對藝術,我的信心麻麻...」面對這個提問,他一開始表現猶疑,但立刻又篤定起來。「其實唔應該咁講,藝術仍然有力量改變人,點解咁講,因為我就係一個咁嘅人。我(年輕時)睇貝托魯奇、帕索里尼、George Grosz、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這些不是藝術嗎?這些東西就孕育了楊秀卓這個人,然後我又去影響其他人。話冇影響,唔好玩啦,除非你完全唔接觸。」

他確信教育的力量。學校可以令後生仔變順民,也可以令他們「覺醒」,帶來社會變革。如果要談人生中最安心的時期,他會認為是 2003-2013 的十年間,主要因為他累積了一定教學經驗,在教室揮灑自如,也懂得和學生相處。「從 2004 年利東街保育,到之後 WTO、天星、皇后、反高鐵,我都和學生一齊行過,自問做到嘢。」

那幾年社會運動此起彼落,頗為動盪,所以安心與否跟大環境未必掛鈎?「那時見到朱凱迪、周思中他們,覺得香港出了一班咁嘅年青人,真好。而且當時香港還未去到是非不分,事情還有個譜,去到這兩三年,真的成個香港反轉晒,離晒譜,陳茂波、湯顯明都可以冇事,梁振英收五千萬又冇事,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

楊秀卓坦言對香港沒有希望,既然如此悲觀,有沒有想過自己的歸處在哪裡?他坦言喜歡台灣,眼見香港愈來愈差,污煙瘴氣,離開的念頭偶爾也會閃過。「但呢度始終係我屋企。可能,我是悲觀到覺得沒有歸處...?我想我要用問號答返你。」沉吟良久,直到訪問結束,關上錄音機後他才想到答案:「我想我的歸處就是下一代。」

去年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楊秀卓指導學生義工創作

去年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楊秀卓指導學生義工創作

2010 年是他在信義會心誠中學服務十五周年,在加許典禮的場刊中他寫道:「燃燒了十五年,今日依然好火,為的就是一個教育信念。反智犬儒的教育制度,只會教出高分低能的學生,然而,我最想教出一個朱凱迪!」藝術可以改變生命,然而藝術實踐,卻不一定要停留在叫做藝術界的體制與系統裡。藝術教師楊秀卓,志不在教出梵高、華荷、畢加索,到了六十多歲的今天仍繼續投身教育,願望就是有一天能教出一個像朱凱迪般有承擔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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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大拇指周刊》,1975 年創辦的綜合性文藝刊物,編輯包括也斯、西西、許迪鏘、張灼祥等人,有一段時期銷量達 2000,印數 6000,刊物也有舉辦文學班。

參考資料:

梁寶山編,楊秀卓紅色二十年 (Para/Site, 2002)
魂游,訪問:丸仔與楊秀卓 (AAA, 2006, 網上資源)
黎明海、文潔華編著,與香港藝術對話 1980-2014(三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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