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破鏡之緣:東亞藝術社群

2016/3/18 — 12:24

Cort Corter 吉他工廠抗爭圖樣。

Cort Corter 吉他工廠抗爭圖樣。

【文、圖:高俊宏(藝術創作、論述者,作品包括《家計畫》、《廢墟影像晶體計畫》等,並著有「群島藝術三面鏡」系列,關注議題包括歷史、諸眾、空間、生命政治、新自由主義等。)】

阿里郎,阿里郎,阿啦里喲
我正要越過阿里郎關口
我要那些背棄我的人們
走了十里路後就生病了

――〈阿里郎〉歌詞

韓國傳統民謠〈阿里郎〉不僅表達恨,更是砥礪自己,奮發向上的精神,這是韓國「恨」文化的代表作。可以說,實踐總蘊含著無盡的思想,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彷彿有一面看不見的鏡子垂掛在書桌前,也逐漸烙印在我的心底,成為一組人物群像。那是「活化廳」、市村美佐子、金江夫婦、山口泉、江汀村的朋友,以及武漢的麥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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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島江汀村。

濟州島江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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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位於東、西方勢力的交鋒場域,有著無法否認的地緣關係,也承擔同樣的近代「例外」新自由主義。特別從殖民史來說,長期文化冷戰的殖民式美學普遍框架了東亞創作者的藝術觀點。在近似的歷史結構中,東亞藝術案例對台灣而言,既具整體性、又互為鏡像。書中關於藝術行動的研究,正是在這種鏡像的感覺結構裡產生的。本書的核心雖然是佔領,但毋寧說是「後佔領」。隨著華爾街、香港等地佔領運動的落幕,接下來,或許應該對藝術佔領行動裡的特質,特別是各自社群形態之殊異做出廓清。因此,本文將從市村美佐子的女性野宿者社群、金江夫婦的「綠洲計畫」、「三九實驗室」、香港「活化廳」以及武漢「我們家」的實踐中,思考他們的社群組成。我相信,即便兩個人也能成為「社群」,而對社群的思考是超越佔領的。

女/母:東京

以市村美佐子組織的女性野宿者社群「NORA」為例,主要運作方法是透過「女/母性」主義以及野宿者社群兩條路線,提出對日本父權資本結構的控訴。在奉大男人主義為圭臬的日本社會中,「NORA」不僅接納女性野宿者,同時也歡迎居住在東京市區的弱勢婦女參與。甚至在三一一福島核災後,市村美佐子更深入福島地區,關照當地的婦女問題,並投入對移往東京避難的福島災民照護工作。

代代木公園的藍色帳篷族。

代代木公園的藍色帳篷族。

記得2014年我邀請市村來台灣組織工作坊期間,晚上,我們跟「漂泊協會」的夥伴及工作坊成員一同前往台北車站,拜訪當地的無住屋者。當時,我們想在車站找一塊空地坐下來集體討論,可是只要附近有住、坐或甚至只是站著的無住屋者,為了怕打擾,也為了尊重對方臨時取得的小小空間,市村會要求團隊移動,繼續找其他空地。這件事讓我感覺到,她的身體感知已經跟街上無住屋者完全處於同一個頻率,她能夠感覺得到無住屋者最細微的受壓迫、被歧視感,這些身體的感知是我們居住在公寓裡的人很難理解的。

市村美佐子曾組織的女性野宿者社群。

市村美佐子曾組織的女性野宿者社群。

市村成為「他者」的實踐是值得敬佩的,存在著既溫柔又嚴厲的「女/母性」的觀點。面對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白人主義三位一體的世界,「女/母性」觀點是重要力量,也是她的藝術、社群概念的核心。

戰鬥:韓國

在韓國,社群裡身體的抗爭明顯強烈許多,而無論是不是被定義為藝術行為,「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幾乎都是他們共同採行的模式。從「綠洲計畫」、「三九實驗室」,一直到仁川「Cort Corter」勞工樂團以及藝術家的佔廠,乃至於濟州島江汀的反海軍基地運動,抗爭過程普遍而言既激烈又具身體性。

金江於三九實驗室。

金江於三九實驗室。

相對於市村美佐子的「女/母性」主義,以及細密、堅韌的藝術實踐,韓國案例中那股強烈、陽剛,甚至是「恨」的特質極為明顯。例如江汀反海軍基地運動初期,為了阻擋工程車,村民及藝術家像上班一樣「每天早上十一點準時打架」,「幹架奇觀」已經日常化了。「SOS」成員透露,幾乎每一個村民都被打過、關過。再如金江夫婦「綠洲計畫」中「八.一五佔領行動」的佔領FACOK大樓,其強悍的手法令有關當局措手不及。此外,長達七百二十小時的《DSD七二○》佔屋,乃至於2006年的大秋里平原的《玩火》行動,皆可看出韓國藝術家敢於攻擊、強硬批判的姿態。而目前的「三九實驗室」,除了延續其一貫的基進主義路線外,也藉著跟老舊工業區的勞工及其他藝術團隊共生的方式,團結起來對抗周遭建商都市開發的窺視。

同樣的,「Cort」吉他工廠的佔領行動也經常處於高度的壓力中。參與佔廠的女性藝術家鄭貞京說,剛住進「Cort」工廠期間,經常在深夜遇到警察以及黑道破門騷擾,身為女性,她經常感到身心俱疲,同樣參與佔廠的藝術家鄭允希也表達類似的狀況。「Cort Corter」勞工樂團更是長期處於抗爭的第一線,因此身心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而他們所展現的抵死不退的精神,也令人感受到傳統民謠〈阿里郎〉所透露出的,既傷心又剛毅的「恨」文化。

本土:香港

香港「活化廳」則顯示了另一種社群意識:本土。李俊峰表示,2006年的天星碼頭運動所延伸出來的保衛日常生活記憶、本土意識,深刻影響八○後世代的香港年輕人。從側面觀察,早在2003年的「七一遊行」時,本土意識在政治運動裡已經存在。「七一遊行」跟當時香港政府強推基本法「廿三條」,加上該年爆發SARS,造成民眾對執政當局的不滿有關。約莫六十萬人上街抗議,訴求民主權利,代表了香港社會在貧富差距、地產幫壟斷之外另一個隱憂:中港矛盾。

香港活化廳。

香港活化廳。

不同於代代木公園的邊緣社群以及韓國的身體抗爭,「活化廳」的特色在於街坊行動、反資本主義與聲援民主、人權兩條路線並行。例如《花牌師傅駐場》、《小西九雙年展》屬於街坊行動;而《往來廣場的單車》、聲援劉曉波事件等,則屬於聲援民主、人權行動。八○後世代之間的串聯也是在以日常生活為核心的本土運動所激發,產生了頗具深度的結盟。也許,新興崛起的香港八○後世代的思想核心,可以放在人權、民主以及左翼兩大脈絡裡,雖然他們仍需處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基本價值的矛盾。民主主義對香港幾乎近在咫尺,卻遠在天涯;而社會主義理想距離雖遠,但局部實行起來卻比較可能。無論未來政治取向究竟如何發展,相信對於崛起的八○後世代而言,本土的概念仍將繼續扮演重要的影響。

香港活化廳。

香港活化廳。

親密:武漢

「裸」,隨著時間慢慢推移,越發地具有了其意義的彈性:閱讀者、參考者以及使用者將它與自己的生命經驗關連,將它變成一個更為「自我」的詞彙。這乃是緣於,與豐滿、發展的「趨勢」相對,「裸」提供了重獲「空餘」。

――麥巔

武漢「我們家」是由一群深具「內功」的傢伙搞出來的,因此我們很難用模糊的「關係美學」、「當代藝術」、「社區營造」簡化看待。「我們家」雖然與西方佔屋運動的脈絡有些許關連,但仍然很難清楚定義他們的社群性質。相對於中國,這是一個充滿尷尬、詩意的空間,但又是個存在著許多現實矛盾的節點。中國太大、太模糊了,相對的「我們家」雖小,卻也變清楚了。

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東村頭。

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東村頭。

以美國民間反伊拉克戰爭的「親密團體」(Affinity Group),其橫向、無領導的組織方式為例,「我們家」也存在著類似的特質。《每個人的東湖》計畫則是將「我們家」拉到社會、公共議題的重要事件。可以說,「我們家」之所以能夠存在於中國資本主義世界中,本身幾乎就是一個公共的事件。也因此,麥巔在〈武漢:公共廢墟〉一文裡所提出廢墟逐漸出現自我,幾乎等同於社會逐漸出現自我的期待。常常我問麥巔「我們家」的事情時,他總是謙稱他無法代表,但明明他最適合代表「我們家」。這種否定自己的代表性卻容許諸多自我攀生於這棟公共廢墟的狀況,也許就是「我們家」人與空間的基本關係,這些難以被指認的社群感,在今日「爭取發言權」的世界中,有著難以言喻的自明性。

無名:台灣

本書的台灣案例部分,僅選擇部分廢棄、失能空間的創作類型來分析。或許因為台灣社會雖然也逐步走向懸殊的貧富差距、階級劃分,但整體來說,程度上並沒有如東亞其他國家般劇烈,因此藝術家在實踐上採直接行動者比較少,社群屬性亦不明確,甚至存在著向美學滑移的趨勢。當然,這不是對「向美學滑移」的臧否,反而凸顯出這些創作中,對於「美學制域」所提出的尖銳批判。

陳界仁作品《幸福大廈》。

陳界仁作品《幸福大廈》。

除了2006年Bbrother等人參與的臺銀宿舍佔屋行動,其性質比較游移且偏向所謂的「次文化」以外,姚瑞中的蚊子館計畫以及陳界仁的左翼、影像、失能空間實踐,皆扮演了當代藝術裡某種先知型的創作模式。他們分別從被國家所浪費的蚊子館,被新自由主義所棄置的失能空間,逐步發展出一套積極主動的藝術操作手法。因此,台灣創作者向美學滑移絕非僅只是「美學化」,而是一方面將自己的現實處境裸露出來,以其為創造性的支撐點。另一方面他們也具有明顯、強烈的政治批判意圖,利用藝術創作的平台,或者透過創作者在消費社會中的象徵性價值,向政治、社會發聲。

後佔領

關於後佔領,與其說是一種方法,不如說是一場夢,只是有些人依循著這些夢,堅持下來了。後佔領這個詞,仍有太多需要補充之處,例如,有沒有一種處於右翼社會的「現實主義後佔領」,有沒有一種處於文字域裡、但又超越「文學」的後佔領,像義大利的「無名」一樣......總而言之,這是一個新的社群,像在共同拼裝一場不可能的夢。

所謂的後佔領在概念上並不難理解,許多藝術、文化工作者也正在做類似的事。參與者透過各式各樣日常節慶、抗議、運動等場合團聚,但這不僅是「瞎鬧」而已,它進一步涉及了某些古老的價值體系,例如禮物、交換等問題,正因為這些價值體系早已被資本主義所摧毀,因此思考後佔領,也等同於思考新的價值體系如何創造(回復)的問題。

另一個關鍵在於社群主義,舉市村與「素人之亂」店長松本哉(Hajime Matsumoto)對照,雖然一個沉靜、另一個相對搞笑,他們都參與傳統形式的社會抗爭、街頭行動;可是另一方面,他們也著手建立自主社群,嘗試從混亂世界裡分離、獨立出一套新的生活秩序。市村在代代木公園的女性社群,以及松本哉在高原寺的「素人之亂」,都是屬於社群性的思考;第三方面,是關乎腦袋的自我革命,也牽涉到「內在的」改變。一如紀傑克在批評傳統左翼者時曾提及的:「欲望總是不在欲望對象之內。」如何透過更有效的手法,而不拘泥於僵固、潔癖式的「左翼檢查機制」,涉及了腦內觀念的改造,也關乎著我們如何生出一個不一樣的自己。當然,出生是以痛苦為代價。

 

(本文原收錄於2015年高俊宏所著的《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由遠足文化出版,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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