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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框架中矛盾的社會現實 惠特尼新館的「開放計劃」系列

2016/6/28 — 17:42

弗雷澤(Andrea Fraser)2016年音頻作品《順流而下》。(惠特尼美術館提供,攝影/Photograph by Nic Lehoux)

弗雷澤(Andrea Fraser)2016年音頻作品《順流而下》。(惠特尼美術館提供,攝影/Photograph by Nic Lehoux)

【文:陳韋晴CHEN Wei-ching, Joanne】

惠特尼美術館於紐約當代藝壇之地位,長期以來難與紐約古根漢美術館(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MoMA PS1、新美術館等館所推介的前衛展覽相抗衡,唯「惠特尼雙年展」(Whitney Biennial)可見對美國現下藝術發展之倡議與發言。然而,自去年5月遷移至肉品加工區(雀兒喜區)後,惠特尼美術館顯露了領導美國當代藝壇的企圖心,於2月至5月期間以「開放計劃」(Open Plan)項目邀請五位跨越年齡層次、創作媒介與題材之藝術家如:弗雷澤(Andrea Fraser)、多德(Lucy Dodd)、海澤(Michael Heizer)、泰勒(Cecil Taylor)以及麥昆(Steve McQueen)等人於新館5樓1690平方米、無樑柱展演空間發表新作並對此場域提出各式回應,試圖在交流動態中生產各種藝術關係的可能。「開放計劃」概念可追溯至1960與70年代,當時館方以宏觀大膽的視野力邀莫里斯(Robert Morris)、厄文(Robert Irwin)與知名編舞家布朗(Trisha Brown)等人以視覺、立體、表演不同媒介善用整層樓面可發揮的極大值,協力奠定了美國藝術文化躍動的年代;近年來麥卡錫(Paul McCarthy)與阿克安佐(Cory Arcangel)亦曾獲邀,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得主馬克雷(Christian Marclay)於2010、2012年惠特尼雙年展中的音樂節項目,甚至應用到全館4層樓面,創造許多現地製作與實驗演出作品。

弗雷澤(Andrea Fraser)2016年音頻作品《順流而下》。(攝影/陳韋晴)

弗雷澤(Andrea Fraser)2016年音頻作品《順流而下》。(攝影/陳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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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澤提出對場域、機構、體系、政治與經濟最直接的批判,新作《順流而下》(Down the River)聲音裝置反映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博物館和監獄建設並行的擴張熱潮下不平等的社會狀態,社會階級極大差異的兩端呈現平行生長,卻毫無反映在社會資源共享或回饋,文化資本標示了階級差異,壁壘分明的種族、階級與地理問題,至今依舊存在。惠特尼新館斥資超過四億兩千萬美金建造,象徵權貴與非凡財富的私人機構,座落高架(價)公園(High Line)之上、東望曼哈頓島昂貴房產天際線、西看哈德遜河美景以及遙望象徵自由國度的女神像,以批判經濟、社會權力結構與藝術機制著名的弗雷澤而言,既要對天價地段的場域提出回應,空無一物即是最直接的宣言,而邀展的館方無疑列入首要批判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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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澤(Andrea Fraser)2016年音頻作品《順流而下》。(攝影/陳韋晴)

弗雷澤(Andrea Fraser)2016年音頻作品《順流而下》。(攝影/陳韋晴)

順著哈德遜河而上50公里處,辛辛監獄(Sing Sing Correctional Facility)的入口指示牌上刻印著「Up the River」、「The Last Mile」等字樣,在約兩個世紀前沿著河流而上運送罪犯至監獄的俚語,弗雷澤以「Down the River」反諷與批判美術館與監獄、象徵自由與封鎖自由的兩個機構、極度不平等的如硬幣的兩面。監獄內部有著什麼樣的聲音?厚實的門板是沉默的、鐵欄建造的門是嘹亮的,當觀者步入展場,立即體驗全層(相當於4座籃球場面積)空無一物的視覺震撼,感官自動聚焦與濃縮;無物的展場中激盪著獄卒敲打獄房鐵欄的敲擊聲,乍聽頗像建築工地,門聲、腳步聲,空曠、硬冷、空洞的密閉空間,那是禁閉的非人化音頻。《順流而下》難以處理存在於美術館(藝術學協)與監獄之間的極度貧困、大規模監禁和階級分化鴻溝,旨在創造開放性對話與反思機會,在公共生存概念下、在迥然不同的機構運轉中,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能影響社會體制與改變關係,而藝術實踐或許能夠調節階層之間對立關係的可能。

麥昆(Steve McQueen)錄像作品《片尾字幕》(End Credits)。(攝影/陳韋晴)

麥昆(Steve McQueen)錄像作品《片尾字幕》(End Credits)。(攝影/陳韋晴)

(原文刊於《今藝術》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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