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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的慾望釋放與抑壓──評《紅樓夢What is Sex?》

2015/9/22 — 11:37

三百年前寫成的《紅樓夢》,載著一個理想世界的興衰,同時也載著社會體制下男女關係的悲劇;三百年後,林奕華將之改編,搬上舞台演繹《紅樓夢What is Sex?》,以「性」解構當代人的「命」。跟導演曾改編的名著《水滸傳》、《西遊記》及《三國》一樣,這齣劇繼續跳出時間維度,讓文本跟現今社會展開歷史性對話,以經典探索人生。

無論是原著還是《紅樓夢What is Sex?》,當中角色被抑壓的欲望與恐懼,充分反映華人放不低的社會包袱。雖然編導以“What is Sex?”為主題,但細嚼箇中意味,我認為是借「性」釋放現代人受抑壓的潛意識與自我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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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慾望

男人內心被抑壓的陰性力量,是被釋放的潛意識之一。在父權社會的體制下,男性往往只能展示其陽性的一面。由於社會的價值觀一直限定「男人」這個角色是剛強的,而女性都是脆弱的,男演員以說書人身份飾演《紅樓夢》中多個女角色,合法化其女性的一面。例如第十四場的黛玉賭氣般用玫瑰打寶玉,或是因得不到寶玉的愛而展示的無力感與悲傷,都是陰柔的。唯有男性透過女性角色,陰性的力量才得以釋放。說書人對賈太太說:「歡迎來到我們的大觀園之我們是你的『救贖』」,其實又何嘗不是他們自身的救贖?

另一潛藏欲望的釋放,是女尊男卑的關係。《紅樓夢What is Sex?》把舞台設定為歡場,男演員以公關的形象出現,提供了一個「可供脆弱的地方」給賈太太們。舞台上的性別掉換,釋放華人社會中的女性潛意識之一:男演員變成潛意識中的自己,自己則成為主導一方。「你是來享福的,不是來問問題的,」男演員一再強調。貼貼服服地照顧對方,不就是現實中華人社會對女性的期望嗎?這一設定讓女性地位有機會駕馭於男性,一嘗現實中當男人的滋味。

愈被抑壓,愈想擁有,權力是當中之最。《紅樓夢》中,王熙鳳是賈家榮國府的實際當家人。原著中,她因為偷聽到賈璉與情婦鮑二家的討論,說自己是夜叉星,要治死她,鬧得滿城風雨。這一女角色,在曹雪芹的筆下顯得潑辣,早已是華人社會抑壓女性的反作用力,而在《紅樓夢What is Sex?》第二場「平兒與王熙鳳」,林奕華把情景設定為現今社會的「貴婦為男人挑衣」。這一演繹,同樣表露女性對男性難以成真的控制欲。最終衣服挑了,信用卡卻怎也「刷不到」,正如原著中的王熙鳳能掌控賈家大小事,卻得不到丈夫的向心力,是潛意識中的權力欲演變而來的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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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的自身抑壓

華人社會往往對個人價值持負面態度,從語言可以看出──中文帶有「自」的詞語大多是負面的,如「自大」、「自我」、「自暴自棄」和「不自量力」等。這種自身抑壓也從《紅樓夢What is Sex?》反映出來。最印象深刻的是第十五場「尤三姐與柳湘蓮」一幕。尤三姐苦等柳湘蓮,卻遭對方認為不乾淨,要求奉還作為訂婚信物的鴛鴦劍,最終無法證明自己的堅貞而刎頸自盡。教人心痛的,不是尤三姐的失戀,或是柳湘蓮遲來的覺悟,而是她的故事與現代人無法展示自我價值的事實同出一轍。還記得較早前七旬老翁為求自力更生,虛報年齡當保安員遭監禁一事嗎?現實中我們往往只能被動的等待社會衡量自身價值。不幸地,我們仍然被這種對自我的否定牢固著。

從這種對自我價值的抑壓,回想開幕不久,喝醉的賈太太跌跌撞撞的,聲嘶力竭哭訴「 為什麼搶走我的老公」,這句話似乎多了一層意義。助導林一泓在創作筆記中提及,「老公」是《紅樓夢》的一個密碼,指的是一個可依靠的靠山。我認為「老公」一詞指的也可以是衡量自我價值的機會,而「搶走我的老公」可演繹為這華人拋不低的社會包袱。

由此可見,「被搶走老公的」不僅僅是《紅樓夢》中的女角色,還有男角色。例如第三場「大鬧學堂」中的金榮也是迷惘地尋找自我的一位。他的身世背景不受認同,卻在台上炫耀地說:「我不是昨天的金榮,我是今天的金榮。」但他真的因為有錢有時間而展示到自身價值嗎?還是他窮得只剩下以往恨有的繁華? 說到底,他不斷嘗試迎合社會,最終卻沒了自己。

《紅樓夢What is Sex?》從「性」的角度切入,解構華人社會下的潛意識與被抑壓的自我價值觀。“Sex”這個字強調男女的分別,若林奕華把「性」從字面拆解為「打開活生生的心」,而這命題上男女是一致面對的,英文標題似乎令意思有點偏離。不過,華人要知自己的「命」,確實要先知「性」。時至今日,我們是否仍然只能像大觀園的人,一直活在框架下?尋找自我的旅程是否已無所適從?嘗試打開活生生的心,跟著最後一個演員走出門外,也許會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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