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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博會面面觀──經營者(三之二)

2015/6/1 — 12:25

藝術品作為投資與牟利的商品,經營者有拍賣行、畫廊、收藏家、交易商等。他們出沒在全球各種藝博會,是展覽中的主角;但是他們往往刻意退到幕後,讓作品成為觀眾、鏡頭與閃光燈的焦點。他們很清楚,作品的價格會隨著曝光率的提高而升高,而且這是最好的促銷廣告。像 Invader,越受到媒體與社會的關注,拍賣的成交價就越高。

藝博會通常由拍賣會與展覽組成(編按:一般而言,藝博會內並無拍賣,僅有畫廊組成的展銷部份。但由於藝博會能吸引藝術買家,一些拍賣公司會趁此時機同期舉行拍賣會,如香港的 Art Basel 舉行期間,並經常有拍賣活動在會展舉行)。展覽攤位售賣的是一手市場(Primary Market)即是畫廊直接從藝術家手上入貨,作品售出後五五分賬(編按:正確來說,藝術家與畫廊的分賬比例,因人因情況而異,不一定是五五分賬);拍賣會上的作品屬於二次市場(Secondary Market,編按:拍賣會上的作品不一定屬於二手市場。許多拍賣會現在會從藝術家處直接取得藏品),即買家將已購入的作品轉手賣給新買家,拍賣行從中收受買賣雙方的佣金與差價(編按:一般來說,拍賣行只收佣金)。這構成藝術市場交易的基本規則。

近年在香港的媒體上,經常出現某某在世藝術家的某件作品以天價成交並刷新紀錄的報道。很多人都誤會,以為扣除拍賣行的年佣金後,那筆錢會直落藝術家的口袋裡,大家或仰慕或妒忌起當紅當熱的藝術家起來。其實不是,那些錢只屬於從一手市場購入藝術家作品的買家所有。藝術家並不可以跨過一手市場,直接把作品從工作室送上拍賣會上,以賺取更高的價錢。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藝術家不滿這種「規則」,他感到不公平,為什麼那些買家從他手上以較低的價位買入作品,轉手就可以在拍賣會上以十倍、甚至百倍的價格成交。他決定挑戰這種規則,他把自己的作品從工作室直接拎到蘇富比拍賣公司去賣。不幸的是他剛巧碰上 2008 年的金融風暴,此舉最後不了了之;即使沒有金融風暴,拍賣行與整個利益集團怎麼可能會讓他得逞?但他還是在藝術市場封閉的結構中植入了一個批判性的疑問。他就是 YBAs 最富盛名的藝術家之一 Damien H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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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市場解放與經濟崛起,錢財富有心靈卻空虛的國人,深深意識到自身的文化自卑感與國民素質的落後感,於是開始一窩蜂地擁抱藝術市場,渴望透過消費奢侈品與藝術品,崛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愛國的富豪與官員們,合力在拍賣會中把張大千推上最暢銷的藝術家如畢加索(Pablo Picasso)與沃荷(Andy Warhol)之列(雖然世人對於張大千的名字依然陌生);讓齊白石的水墨畫拍出中國畫最高的價格 4.3 億人民幣(後來懷疑是贗品被棄置在北京的倉庫裡)。即使是贗品,但它還是讓中國藝術拍賣市場在 2011 年成功崛起,以 89 億美元的成交量首度超越 81 億美元的美國,成為藝術品市場(編按:應為藝術拍賣市場,而非藝術品市場)世界之最,而且,其中最大部分的成交量是在香港拍賣的。而且,在拍賣中故意炒高的成交價,即使投標者違約不付款,也不會在拍賣行的銷售額記錄中剔除。但這種行為的重點在於,它同時炒高了該藝術家在市面上其他作品的價位。

根據 2010 年的數據,得到內地富豪與官員的支持,賭徒在澳門揮霍的賭資大約有 6000 億美元;根據學者計算,截至 2009 年每位貪腐官員在被捕前平均在賭台上輸去了 330 萬美元。同樣在內地富豪與官員的支持下,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藝術交易中心,於 2014 年的春季拍賣中,香港三家拍賣行(蘇富比、保利、嘉德)的總成交額就超過 39 億元。使香港藝博會成為繼澳門大賭場之後另一個洗錢天堂。近年差不多每一則因貪腐而墮馬的高官新聞報道,都提到在抄家的過程中發現官員家中收藏了大量的現金、房地產契約與大量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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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富人們是如何透過買賣藝術品來洗黑錢與避稅的呢?在澳門賭博業,賭徒是透過一種叫「疊碼仔」的中介來進行把黑錢漂白的。而在香港的藝術市場也有類似的行業,一種為拍賣提供附屬服務的私人洽購業務 (Private Sales) ,利用內地《拍賣法》對交易雙方身份保密的法例缺口,使藝術品成為極其方便又安全的洗黑錢與貪腐工具。

據說,在拍賣會上,洗黑錢行為簡單易為。最常見的行徑是,某人先把一筆黑錢購入一批作品,然後拎到拍賣會上,再安排一名競投者再用黑錢投下那批作品。全程保密,沒有人知道是誰以天價投下了該作品。黑錢即刻漂白,快過洗衣機。還可以為強國經濟崛起助長氣勢。當人們公開嘲笑中國富豪總以超過一流作品天價的價位,拍下西方二流作品的時候,躲在陰影裡的匿名富豪發出更大的笑聲。

但也有一些奉公守法的富豪,他們日常的生活之一就是如何避稅。由於香港的藝術品交易免稅,於是成為了富豪的天堂。但在香港買了作品,若要讓作品北上,就要繳交中國內地 6% 的關稅與 17% 的進口藝術品增值稅。但不要緊,按中國海關規定,用作展覽的作品可免稅在國內至多存放半年。於是,富豪們紛紛設立自己的私人博物館,然後為它們在香港購藏的藝術品申請簽證,送進自己的博物館展覽。半年後,再放回港申請簽證。可是富豪們還是覺得一年兩次的簽證太麻煩,於是就和政府協商協商。政府也許也認為,這樣也太便宜了香港的外國勢力,無助國內經濟的崛起,於是同意放寬政策,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保稅倉庫,讓藝術品免稅入境,暫存倉庫裡。從此富豪不必再往返香港申請簽證了。中國著名的上海富商劉益謙在香港拍賣會花 3630 萬美元購入了明代的雞缸杯,然後又以 4500 萬美元買下了永樂御制刺繡唐卡,然後存進上海的保稅倉庫內,一年兩次再借回自己的博物館閉門展覽。據說,劉先生因此省下了超過 1300 萬美元稅款。

藝博會的另一方是畫廊的根據地,主要經營一手市場的藝術品,但有時也會私底下進行二次市場的轉手交易。藝博會的展覽攤位租金昂貴,以典型的攤位價目比較:AEFAF Maastricht 約 60,000 美元、Art Basel 58,000 美元、Art Basel Miami Beach 55,000 美元、Frieze London 45,000 美元。隨著香港成為全球第三大藝術交易中心,加上眾多內地匿名富豪的支持,香港巴塞爾的攤位尺寸應該也在其高價之列,甚至會更高。但銷售價格相對便宜的 Affordable Art Fair 租金就會大幅下調,原因是以 10 萬港元為上限的作品,對於避稅與洗黑錢的功效不大,用來送禮也失禮死人,也就難吸引到富豪與官員的青睞。以我在場不準確的目測,歐美的顧客佔了主要的交易量。

由於場地租金昂貴,畫廊使出渾身解數。為了保證不蝕本,有些畫廊會把某些作品在私底下與相熟的客戶或長久合作的拍檔事先達成交易。然後在展覽標示更高的價位,要是有顧客在展覽期間買下該作品,畫廊就會從差價中收取部分佣金。同時,也就是說,在表面上看來是一手市場,事實上卻在經歷著二次市場的轉手。最著名的例子,要數億萬富豪羅納德・佩雷爾曼把長期合作的生意伙伴高古軒告上法庭的案件。一天,佩雷爾曼在高古軒的紐約畫廊看見了一幅畫作,高古軒告訴他當時的售價是 800 萬美元,佩雷爾曼開價 600 萬美元。兩週後,當佩雷爾曼想向高古軒提高價位的時候,他被告知畫作已出售,而新收藏家要價 1150 萬美元。佩雷爾曼以開出 1050 萬美元成交。轉眼間,新收藏家就從佩雷爾曼淨賺了 300 萬美元,高古軒再收其中 100 萬美元佣金。這與拍賣行的情況相似,拍賣行為了保證某些藝術品的拍賣不流標,總會在拍賣前就為作品尋找到買家。該名買家還可以繼續在拍賣場去與其他競標者競爭,借以提高成交價錢。最後,再與拍賣利分拆差價的利潤。這可說是拍賣場上司空看慣的事情。

如果拍賣行與藝術品交易太遙遠,就把鏡頭拉貼身一點。看看商業畫廊與藝術家的關係。由於每一個畫廊都有其自身的定位──藝術家知名度、地域、媒介、主題──有些名牌畫廊專門經營國際知名的藝術家;有些經營年輕當代藝術家;有些以經營中國陶瓷聞名;有些以中國水墨為主;有些經營東南亞藝術家;有些經營日本、南韓、內地或香港本土藝術家;各種各樣。對於一些想擠身畫廊的藝術家來說,首先要注意的是,當然是了解自己的作品的性質,與哪家畫廊的定位符合。因為每個畫廊都有其長期合作的伙伴與熟客群,他們或是海外的中產階級華人;或是內地近年暴發的新貴;或是某些商業機構的執行長;或某位權貴的親戚;或個匿名富豪的情婦。

但一當擠入了畫廊,成為其經營的藝術家,基本上就不用擔心作品銷售的問題了。因為一當畫廊售出其藝術家的作品,它為了讓顧客感覺到自己的投資每年都在增值,於是會不斷地推銷該名藝術家的作品,以使它們保值或增值。因為一旦該名藝術家的作品在市場滯留,價值就會下跌,顧客就會失去信心與繼續投資的慾望。另外,(編按:僅一些畫廊如此)畫廊為了其作品辨識度的流通,也必要要求藝術家只創作與該作品風格近似的作品,原因是為了讓作品風格看來有「統一性與脈絡感」。這對部分有個性的藝術家來說,無疑是窒礙創作自由的枷鎖。而漸漸地藝術家也會開始感受到畫廊強大的控制力,因為當藝術家的知名度與市場需求,純粹是畫廊與炒作藝術品的收藏家一手合謀打造出來的,它也可隨時一手擰滅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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