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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博會面面觀 — 生產者(三之三)

2015/6/4 — 16:27

「人人都是藝術家」──世上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信奉擁抱 Joseph Beuys 的著名觀點。Beuys 的信徒除了國家敵人特立獨行的艾未未以外,還有愛黨愛國的官員與富豪。

近年來,我經常遊蕩在北京、上海、深圳與廣州的藝術生態裡,與不同的藝術家、或畫廊經營人聊天,試圖瞥見隨著中國強勢崛起,藝術生態中頻頻出現的現象與問題。在廣州一藝術村,我與藝術商品工廠的藝術總監聊天,他從廣州美院畢業,年青有為。他聲稱該公司總部在法國,主要接來自商業畫廊或酒店的訂單,普通一幅標準產品的價錢從三千至五千人民幣不等,可以度身訂做。工廠內有很多他們公司的當代藝術商品,製作的技藝與藝博會上的作品難分真假。另一邊,我望見幾名年輕的男女按著圖稿在製作作品,他們都是從廣州美院畢業的藝術學生。在村裡,你可以二百元買一幅臨摹達文西的《蒙娜麗莎》、梵高的《星夜》、莫奈的《日出印象》或一幅毛主席的畫像,像真度九成以上。我也曾有一系列以油畫為媒介的概念藝術作品,在深圳大芬村找到畫匠照著我提供的照片繪畫,八張油畫共 4,000 元人民幣,一星期後交貨。在工廠裡,工人以流水線的方式生產作品,規模較大的車間接近近千人畫匠。在景得鎮的小工作坊裡,工匠按著佳士得的藝術品目錄就能輕易地製造出不同朝代的精美瓷器。在河南某些村落裡,工匠為了仿製出土文物,以氨水腐蝕銅器以取得綠色的氧化效果。

在中國,沒有什麼把造假更真實的事情了。臨摹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精髓;山寨是中國的特色;「雙重思考」是中國的精神面貌。而相信齊白石就是中國被臨摹最多的畫家。據拍賣記錄與專家估計,自 1993 年以來,市場上就有接近 3000 至 8000 幅齊白石的贗品被拿到拍賣會上拍賣。真亦假時假亦真,最著名的當然是以 4.3 億元人民幣成交然後棄置在倉庫裡的齊白石贗品(編按:該作是否贗品,仍在爭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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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通常以為拍賣行會為贗品把關,事實上有太多的案例告訴人們,拍賣行不但不會把關,更多時候會對贗品視而不見,甚至可能刻意隱瞞事實(編按:雖然有一些拍賣會刻意拍賣贗品圖利,也有高級拍賣行試圖魚目混珠,但亦有不少拍賣人員會認真處理作品真偽問題)。因為小心謹慎的拍賣行早在拍賣的合約上白紙黑字寫明不會為任何贗品承擔任何責任。最著名的案件是一名收藏家在佳士得拍賣行拍下一珍貴的 FABERGE 皇室彩蛋,後來他懷疑它是贗品而拒絕付款。佳士得把他告上法庭,並請了頂尖的專家提供真品鑑定的證明。該名買家不得不付款再加上律師費。後來才是故事重點──該買家想把該彩蛋送上拍賣會,卻被佳士得拒絕,佳士得再請了先前鑑定其彩蛋是真品的專家,並拿出該彩蛋是贗品的鑑定證明。

隨著藝術品市場的興旺,內地體制派內的藝術家證明了其強大的文化軟實力,除了享譽國際的政治波普與實驗水墨,他們還發明了一種叫「禮品畫」的禮品主義。禮品主義的普及,原因是人們購買藝術家作品來送禮給權貴與官員,以換取走後門的捷徑而興起;但心急的權貴與官員們仍然覺得這種左手轉右手的送禮方式太沒有效率。你送他們一幅畫,他們還要搬到畫廊或拍賣行去兌換現金,程序太麻煩。碰巧他們提起毛筆也能寫得一手靚字、畫得出一兩隻雞犬,他們也就做起藝術家來。欣賞他們作品的富豪直接提著現金從官員手上購藏藝術品,風險比較低,要是被揭發了,黨發現那些藝術品一文不值,賄賂的罪名也沒有那麼嚴重。中國甚至創新一個新詞彙來形容這種文化現象,叫「雅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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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考入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央美是中國最頂尖的官方美術學校,經常在藝博會派發名片拉客的徐冰就擔任央美的副院長。我從這位朋友得知很多發生在她身邊同學的事情,了解到更多中國藝術學生的現況。以前,我們聽得太多在內地,無論是上學還是工作升職做官打官司,走後門,行潛規則,已是公開的秘密。如果你要考入像央美這樣的內地名牌美術學院,首先你必須得到至少其中一名在央美內執教的教授的推薦。要得到教授的推薦,從前是送煙送酒送車送房屋,現在這些太俗了,如今流行「雅賄」。只要你父親到購藏教授的作品,就可以得到推薦。但是學位有限,富家子弟又多的是,所以就看你父母購入作品價位高低決定勝負了。

要是你家境貧窮,有幸你天生麗質,也同樣可行。那些畢業後成為教授的情婦或第 N 任老婆的藝術家屢見不鮮。想要在藝術界出人頭地,展覽的機會一樣可以交易。內地媒體多次揭發教授以提供展覽的機會與女學生上床;也有多名女學生因交易最終沒有兌現而揭發事件,進行報復。通常,這種潛規則只對內地的學生有效。原因是內地人普遍比較服從、怕事、奴性十足,也缺乏人權與公民權利意識;但是,個人獨立意識強烈的西方同學,若碰上此等情況,她們可是會把事情鬧大,甚至鬧成外交事件也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內地的藝術畢業生與香港畢業生的另一個分別是,他們在成為獨立的藝術家之前,往往會先成為某某藝術家的助手,有點像傳統意義的學徒。借助有地位藝術家的名氣,爭取更多曝光與上位的機會。例如艾未未就有多名助手,後來也成為知名的藝術家。這一方面是因為國內的藝術市場很大,藝術家的生意源源不絕,一個人生產的作品數量難以應付頻密的展覽與買賣,供不應求。於是有需要聘請多名助手。當然,也少不了一些無恥的敗類借聘請美女助手之名,瞞著正室包養情婦為實,這也是常現的國情。但在香港,我們很少聽說有知名藝術家聘請助手的事。很多年輕藝術家一畢業,就已成為了自主獨立創作的藝術家。這也是很好的事。

來到這裡,在陽光燦爛的五月,與血紅動盪的六月之間,各藝術院校的畢業展覽蓄勢待發。聽說,許多藝術畢業生以讓作品進畫廊為榮為目標;許多年輕藝術家因為作品無畫廊問津而失落不歡;有些甚至因此懷疑自己的能力並放棄藝術的理想追求;也有許多人甚至迷失在藝博會的繁榮煙霧裡,進退兩難。

藝術商品化的時代,藝術作品的價值與意義,並不需要得到時間與社會的洗禮與檢驗,藝術家的創作不再是為了創新文化與革新思想而努力不懈,不再用藝術對於人們心靈的慰藉與生活的影響來評價作品的優劣與意義。藝術像婚姻,藝術家宛如恨嫁的女人,明白到找到個高富帥的好碼頭靠岸,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效率更快,也就能提早上岸享受畫廊帶來的名成利就。就如村上隆與其一眾信徒,相信藝術創作就是為了滿足顧客的要求。像妓女。

但總有一些志向遠大的藝術家是例外;例如在十九世紀學院派集體威權的時代,出現了那一小撮追求自我表達的印象派藝術家。隨著藝術市場主導的商品藝術形成了另一個類似「學院派」的體制藝術威權集團,藝術家或可選擇依附權貴,隨波逐流為威權集團護航,也可選擇成為另一種追求藝術革新與個人表達自由的藝術家。

我想起,半年前當我睡在午夜金鐘街道上,望著那一句俗套但卻一直在我的心中徘徊不散的標語。我開始問自己──讀藝術,做藝術,到底為咗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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