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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恐襲

2019/8/9 — 16:05

「我舞嘢講」
(圖片由Wilfred Wong提供)

「我舞嘢講」
(圖片由Wilfred Wong提供)

 「我可以做甚麼,讓情況不再壞下去?」只說近的,這十多年來,皇后碼頭、反高鐵、反東北、雨傘、天災、殺戮、種族罪行、等等,都催促我們自問一次;2019年盛夏,大部分香港人邊問邊行動起來。藝術圈也不例外。8月9日晚上,有《我舞嘢講》籌款義演。提升士氣,振奮人心,以美團結運動中的各階層。感激籌辦和參與者之餘,從自身出發,我鞭策自己繼續對「可以做甚麼」深入思考。

「藝術界」的專業是甚麼?沒有能力成為金主,沒有救治或法律執照,不似宗教領袖、社工或教師擅於調停,也沒有政治家高超的演說能力。的確,偉大的藝術品產生於動盪不安的時代,但是那可能是一段時間之後的事。對「藝術可以做甚麼」的期望,關乎「藝術於社會是甚麼」的叩問。

把「做甚麼」拆解一下,會否有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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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做」?

香港人在完成事情、製造出可衡量的成果方面的能力,幾近無懈可擊。在關乎大是大非或生死存亡的事情上,成效要快速可見,更是想像「做」的重要指標。然而,帶來深遠改變的做,會不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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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概念注入經驗內涵?
—指示建立自我的方向?
—發掘主流價值觀的基石?
—牽動想改變的心?

當「和平」「暴力」「忠誠」等字詞的意義被歪曲甚至掏空時,就讓虛無極致化直到新的秩序出現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1919年,一群藝術家在中立的蘇黎世的Saal zue Kaufleuten,舉辦「Greatest Ever Dada Show」(史上最偉大達達主義展)。展覽策劃人之一、羅馬尼亞詩人Tristan Tzara創作《同步詩》(Simultaneous Poem [PoŽme simultanŽ]),由二十人同時七咀八舌地用不同語言朗讀,到了這個反文學和反舞台格式表演的下半場,觀眾終於無法忍受,破壞道具,中止演出。藝術家以一個誰都不討好的演出,照見價值觀之根深柢固。

巴西劇場導演Augusto Boal(1931-2009)認為,政治問題需要精準的美學解決方法(precise aesthetic solutions)。為了避過里約熱內盧警察的耳目,他發展「透明劇場」(Invisible Theatre),在社會各種生活場域,在觀眾不察覺的情況下把他們帶入議題之中。成為觀眾之前,他們首先是人民。當人民本身就是藝術作品素材的時候,他們在過程中經歷的覺醒將會成為對抗暴力的武器。

「做」之於藝術,可以是看到、看通、懷疑、提問已有秩序的心嗎?

可以是總相信有其他選擇而致力把那選擇找出來嗎?

可以是轉一個念嗎?

藝術要打的,是觀念的仗。

上世紀中期,現代主義藝評人如英國的Roger Fry、美國的Clement Greenberg等,主導西方藝術主流審美觀。Greenberg倡議的「形式主義」,認為好的藝術品必須符合媒介形式的規定,其觀點在當時的西方藝術中心——紐約,極受追捧,被視為欣賞視覺藝術品的圭臬;以媒介特色編碼化(codified)的價值衡量,為藝術品市場提供了交易的標準和語言。這套編碼其中一個定義自己的方法,是把身體作為藝術媒介的創作和感官的美學經驗,拒諸門外。1952 年,John Cage和 Merce Cunningham策劃《Theatre Piece #1》,與運用不同媒介的藝術家,共時共地進行互不關連的創作,挑戰欣賞價值必須服從單一媒介特色的思維,開拓接納(藝術家的及觀眾的)肉體為藝術經驗核心的空間。

藝術可以「做」甚麼?我認為藝術先是思維方式,後才是它呈現(或沒有必要呈現)的形式。著名藝術史學者Claire Bishop曾經以 「art as a terrorist act」框架,思考南美洲共產主義時代的參與式藝術。恐襲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在人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以想像以外的強大力度把身處的安全區摧毀,令我們無法用以往的方式生活下去。如果藝術是恐襲,它對社會的貢獻,大概是對既有的壞系統和錯秩序毫無貢獻,讓不公義無法用以往的方式繼續下去。

(原文刊於《舞蹈手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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