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被埋藏的菲林 重現文革荒唐

2018/8/31 — 10:52

黑龍江日報社的職工批鬥省委派駐報社的「文革工作組」組長駱子程,這樣的場面在文革初期日日上演。

黑龍江日報社的職工批鬥省委派駐報社的「文革工作組」組長駱子程,這樣的場面在文革初期日日上演。

文化大革命雖是半世紀前的事,但作為一段重要的歷史,依然值得更多人認識。「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年近八旬的李振盛在其著作《紅色新聞兵》(Red Color News Soldier)裏如此說道,讓歷史告訴未來。文革時期,他是《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十年間拍攝近十萬照片,包括許多敏感畫面,九十年代移居美國後,這批敏感照片才得以重見天日,並於2003年編集成六種外語的文革攝影集《紅色新聞兵》。十五年過後,中文版才姍姍來遲面世,身在紐約的李振盛事隔半世紀越洋再憶往事,那段歲月他依然歷歷在目。

舞蹈員與貧農大娘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背景牆上的毛主席像模糊了,他不得不換上清晰的毛澤東頭像。

舞蹈員與貧農大娘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背景牆上的毛主席像模糊了,他不得不換上清晰的毛澤東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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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萬底片藏地板 躲過一劫

1966年,26歲的李振盛任職《黑龍江日報》,除了報社的攝影任務外,他也把批鬥、槍決、紅衞兵打砸搶燒——他稱之為「抹黑文革」的負面照片一一拍攝下。紅衞兵批鬥的畫面,其他記者都視為是沒用的照片,一來不僅不能登報,更有可能會惹來被批鬥之禍,當時李振盛要等報社的同事下班後,才敢在黑房裏沖曬底片,再藏於抽屜暗格裏。他一直把攝影老師吳印咸的話記在心中: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文革期間,他感覺自己有一種朦朧的歷史使命感,「所以我的想法是先把它記錄下來,留待後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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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毛澤東暢遊長江兩週年活動時,眾人在下水前閱讀毛語錄,以防在水中迷失方向,李振盛說當時沒人願意捅破這荒唐的現象。

紀念毛澤東暢遊長江兩週年活動時,眾人在下水前閱讀毛語錄,以防在水中迷失方向,李振盛說當時沒人願意捅破這荒唐的現象。

為了暢通無阻地在造反大會上拍攝,1966年8月,李振盛特意發起組成一個「紅色青年戰鬥隊」,翌年1月還被北京的「全國新聞界革命造反者總部」認可,得到「紅色新聞兵」的紅袖章。如今這個紅袖章陳列在成都建川博物館聚落的「李振盛攝影博物館」裏,也成為書籍的名稱,是這批文革照片的契機。

文革初期,人人相信毛澤東在防止「黨變修、國變色」,破舊立新是為邁向繁榮富強。李振盛也曾興奮地參與這場運動,然而他發現事情很快已變質,更無法理解紅衞兵以「破四舊」為名大肆毀壞珍貴文物、四處批鬥的行為。1968年春天,在黑龍江的反右傾運動中,他預感自己將被批鬥被打倒,於是將約兩萬張底片藏於家中地板底。結果,他當年年底便遭受批鬥及被抄家,幸好這些菲林躲過一劫。

1969年,他和妻子被發配到偏遠地區的柳河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心知有去日無歸期,便把埋藏菲林底片之事告知好朋友李明達,厚道忠誠的朋友守口如瓶多年,直到2006年日本NHK電視台跟隨李振盛到哈爾濱拍攝紀錄片時,才道出這秘密。「我把這段歷史寫在書中,是想讓讀者知道那個年代也有人性的光輝,在文革的荒唐歲月中,也有好心的人。」

一般攝影記者不會拍攝槍斃的畫面,李振盛出於好奇也把它拍攝下來。

一般攝影記者不會拍攝槍斃的畫面,李振盛出於好奇也把它拍攝下來。

違背操守 修改照片是政治需要

如火如荼的文革,新聞報章也大力配合,當時為了拍攝照片登報,李振盛明知違背新聞攝影道德,也不惜修改照片。集會時群眾高舉的拳頭打在毛主席像上,他便把拳頭塗抹走;其中一張人物照片背景的毛主席像模糊了,便做手腳換上一張清晰的毛像。當時在他的工作枱上,甚至放着各種不同尺寸不同角度的毛澤東像,方便隨時修改照片。「最初是總編要求修改的,自己也覺得有點彆扭,後來慢慢變成記者的自覺行動,習慣成自然了,也沒有痛苦感覺。」

舊事重提,他也覺得好笑,他一早明白,當一切為政治服務時,新聞工作者也要為黨服務,「見報就是政治需要,不見報就白白拍攝了,而且多見報還能多派發菲林呢。」當時人人讀《毛語錄》,游泳健兒下水前、飛行員起飛前都要讀,李振盛在書中寫道:兩名空軍飛行員在起飛前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以免在飛上藍天後迷失航向。如今讀來覺得荒唐,可這就是當時的政治現實,「人人都穿着那皇帝的新衣,誰也不願去捅破。」

1974年,哈爾濱鐵路局人員在火車上與群眾一起開展「批林批孔」活動。

1974年,哈爾濱鐵路局人員在火車上與群眾一起開展「批林批孔」活動。

還原歷史細節 中文版文字再下工夫

躲過文革劫難,八十年代他在北京國際政治學院教新聞攝影。那段時期的政治氛圍尚算寬鬆,李振盛的一組文革系列照片,曾在全國攝影公開賽得獎並在中國美術館展出。1988年,新華社攝影部理論研究室主任蔣齊生策劃的「中國新聞攝影50年」展覽在國外展出,也把李振盛的文革照片收錄其中。這也引起了聯繫圖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總裁、後來的英文版《紅色新聞兵》編輯普雷基(Robert Pledge)的關注,同年普雷基在北京見到李振盛及其作品後,立即提出合作,其時哈佛大學也邀請他訪問講學——可惜兩事均因天安門事件而耽擱。

哈爾濱工藝美術廠職工製作花圈悼念毛澤東逝世。

哈爾濱工藝美術廠職工製作花圈悼念毛澤東逝世。

1996年,哈佛大學舊事重提,邀請他到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講學,他隨即決定前往美國,及後陸續將三萬多張底片帶到美國。因緣際會下重遇普雷基,結果與他用三年多時間整理底片,最後在2003年出版《紅色新聞兵》,最初擬定有2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最後以英法德意西日六種語言出版。 

《紅色新聞兵》有別於一般攝影集或歷史書,李振盛將自身經歷與文革歷史結合,讀來更引人入勝。當時兩位攝影大師Robert Frank與布列松閱讀此書後,均主動邀約見面,布列松還破天荒地與他合照。他在書中提及四人幫被粉碎後,人人聚餐喝慶功酒,李振盛帶着醉意走在回家路上,打算抱起女兒向上一拋再接住,結果用力過猛向後方拋去,女兒一臉朝天摔在雪地上,「後來Robert Frank的太太看到我女兒,還慈祥地摸着她的頭,好像剛剛摔過似的。」沉重的歷史讀來生動有趣,這就是敍事的力量。

今年78歲的李振盛說起文革往事,所有細節均歷歷在目。

今年78歲的李振盛說起文革往事,所有細節均歷歷在目。

當年《紅色新聞兵》在世界各地引起極大迴響,但他最掛念的,始終是中文版。李振盛對中國歷史格外關心,一直希望能推出中文版,終於在15年後,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相比起外文版本,中文版除了增補及替換50多張照片,自述內容也新增二萬多字,去還原歷史的細節。李振盛不諳外文,當初出版的英文書籍都無法閱讀,「後來我認真閱讀繙譯文稿,覺得有些話都不像我自己說的,所以我特意花了很多工夫在中文版的文字上。」重看舊作重提往事,他唯一遺憾的就是對平民百姓生活的記錄不多,而這些也都是歷史的細節。

事隔十五年,《紅色新聞兵》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事隔十五年,《紅色新聞兵》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原文見於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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