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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後妻有 3】誰的參與?──藝術是唯一的方法?

2015/7/27 — 15:53

蔡國強今年為越後妻有三年展新作的《蓬萊山》

蔡國強今年為越後妻有三年展新作的《蓬萊山》

藝術三年展既以越後妻有為名,當中又包含幾多越後妻有之實?當地素材、題材雖然融入外來藝術家的作品之中,但當地人參與程度又有多高?

誠然,當地人並不冷眼旁觀藝術祭的發生,從讓出房屋、借出農地的情況,可見他們是讓藝術遍地開花的關鍵。然而,越後妻有沒有本地藝術家?他們又有沒有在三年展中進行創作?

──答案居然是少得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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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屆參展的當地藝術家人數,無一突破雙位。根據越後妻有三年展的官方數字,2009 年第四屆及 2012 年第五屆參展本地藝術家數目,均為三個單位(個人或團體)。今年參展單位共有 315 個之多,但本地藝術家更跌至只有兩個──十日町 RC Club 和芹川智一。

十日町 RC Club 實為當地的模型飛機學會,以 2:1 比例製作模型,並舉行飛行比賽。自 2012 年起參與藝術祭,他們將於今年 8 月 23 日在田中飛行場舉行為時半日的「放飛機」表演,歡迎遊人免費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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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芹川智一則非土生土長的越後妻有人士,而是 1997 年從東京遷入。他自 2006 年起在下条築起木材營地,現在已經完成六座類似牛棚的建築。一系列名為《田園中的異國ing》的作品,不但開放予遊人參觀,亦可作為留宿住處。

走筆至此,記者不禁令人聯想到後殖民理論家 Gayatri Spivak「弱勢能否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 提出的憂慮:身份無法依靠他人代書,而是個人的覺醒。這篇發表於 1988 年的論文,向印度學術界的「下層民間研究」 (Subaltern Studies) 提出質疑。她認為接受殖民教育出身的知識份子,書寫弱勢社群的經歷,無法做到真正的「弱勢發聲」。

同一道理置於越後妻有亦然。跟東京大阪的大都會相比,當地還是存在一道城鄉差距的界線,更不用說隔著文化差異的海外藝術家。願意投放時間和心力,真正融入當地、體驗生活的藝術家不多,名家大師尤其不常在此。

記者團到訪越後妻有期間,大陸同業問:蔡國強在嗎?台灣同業問:幾米在嗎?──兩道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事實上,這些赫赫有名的藝術家都不經常在此,大多只是到到現場,下達指令,就由義工及工作人員負責製作。有限的停駐,有限的交流,藝術家即使將當地特色融入創作意念,也很可能在不及消化的情況下,表面地再現越後妻有的故事,陷入近於 Spivak 擔心的弱勢無法發聲的局面。

代書始終是帶著距離的詮釋,與其由外地人操刀,增加誤讀風險,不如讓當地人主動參與其中。可是,該怎樣參與呢?越後妻有的六、七萬人口,大多對藝術認識不深。要求他們用藝術表達自己,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與其邀請他們「一起藝術」,或許更有意義的方法是,讓他們用上最舒服的方式說自己的故事。當地好些藝術項目,就鄉鎮舊建築進行翻新活化,再邀請當地人管理。相對於藝術家的幕後製作,參與其中的當地人更是走在前線,直接接觸來訪人士。互動透過食物、對話促成,實驗「說故事也不必藝術」的假設。

負責管理《產土神之家》的其中一名當地女性,解說屋內的特色擺設。

負責管理《產土神之家》的其中一名當地女性,解說屋內的特色擺設。

距今近百年歷史的《產土神之家》,2006 年引入區外人士,對建築結構進行繕修,改造為餐廳,並聘請當地婦女,擔任廚師,運用當地種植的食材製作特色料理。記者到訪當日,天氣不穩,下著綿綿細雨,負責的歐巴桑早早就在屋外迎接,介紹藝術裝置之餘,又不忘解釋屋內的日本傳統建築特色。離開之前,她還俏皮地抓著我們合照,才願意「放行」。

至於 Christian Boltanski 和 Jean Kalman 聯手製作的《最後的教室》(Last Class),則活化前東川國小校舍,為大型光影裝置的場地。該處的管理員現由當地人出任,向參觀的人補充延伸閱讀的材料。就像禮堂的銅電風扇和燈泡裝置,管理員伯伯向記者憶述,作品勾起他的戰後回憶,「當年資源緊絀,屋內照明就如現場晦暗。」

如此看來,缺乏當地藝術家的三年展,或者不是「滅聲」的證據,反而是順從當地人習慣的取捨。

「這些作品不是靠作者一個人,是由當地人共同創作出來的。」北川富朗在《北川富朗大地藝術祭:越後妻有三年展的10種創新思維》寫下如此豪情壯語,當中對於「創作」的定義,或者較我們想像的更開闊。老爺爺老奶奶細說越後妻有的生活,都是真誠的口述歷史,儘管沒有經過藝術化處理,但都是對自我身份的確認。這些故事,跟裝置、表演、繪畫呈現自我的「藝術」,其實沒有太大分別。

藝術在社區改造的語境下,不只是生活環境的裝飾,也是刺激變化發生的種子。藝術活化的場景,本來是一件藝術品;引入當地人分享生活經驗,更延伸出第二重意義,近於參與式藝術 (participatory art) 的充權。無論藝術家,還是當地農民,一同參與在三年一度的藝術祭,「共同創作」了一個越後妻有的形象。

 

文/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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