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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自己的一次幽閉式親密

2017/8/24 — 11:27

創作監製黎蘊賢強調《親密 Claustrophobia》是一次劇場經驗。「較多的戲劇是從一個文本故事出發,然後在這基礎上設計音樂、佈景等以助呈現故事。《Claustrophobia》 不是由故事出發,而是由『親密』的概念開始,以幾種不同媒介平衡地去演繹這個主題。觀眾入場不是觀賞故事,而是經歷一場既集體又獨自的經驗。」

這次跨媒體創作,不單是文字、聲音及藝術裝置的跨界,更是一次視覺、聽覺的一次移形換影。《親密 Claustrophobia》的概念是岸西2008年的同名電影。馮程程被電影中的劇場感吸引,以「親密 Claustrophobia」之間矛盾,發展這個創作。「電影中沒有事件、沒有起承轉合,只是呈現男女無關重要的零碎片段,相反重要的事情刻意缺席,而放在戲中只有無關痛癢的情節。這個寫法相當具啟發性。此外,戲內有很多幽閉空間,如辦公室、電梯中、汽車中內 。在同一空間中,似在對話又不在對話的狀態,是人與人阻隔的隱喻。」

從馮程程的文本發展下來,創作團隊思考更多的是劇場體驗與形式,大多的劇場文本寫的是舞台指示,現在的文本則寫聲音想像。馮程程在《親密 Claustrophobia》的崗位是「音像寫作-導演」,加上另一位「音像寫作」袁卓華及譚偉平的「裝置敍事」,三人成就一場幽閉空間、平衡敍事的親密劇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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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三人在演出前舉行一場對談分享,這場分享彷彿就是劇場體驗的預演 - 用電影感受聲音;用文字閱讀聲音;從內在觀察與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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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上,馮程程用 Jarman 為例子說明如何用聽覺去創造視覺想像。英國電影導演 Derek Jarman 在 1993 年發表了電影《Blue》,他因為愛滋病失去視覺剩下只是眼前一片藍。個多小時的電影也只是一片藍及旁白,旁白內容是關於他碎片式的感受,像回憶也似詩歌。影像蒙太奇是電影常用以呈現回憶或意識的方法,但 Jarman 在視覺上只呈現一片藍,讓觀眾去聽旁白,以聽覺去觀看電影。這部電影某程度上啟發了馮程程的創作。

另一位創作人袁卓華多次強調聲音及聽覺之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soundtrack ,我們在街上戴耳機聽自選音樂,聽見的音樂重疊在眼前的影像,建構成自己的視覺及聽覺世界。又例如收看相同新聞,不同背景的觀眾接收也不一樣。」僅屬於自己的視覺與聽覺世界,也是一種幽閉空間,即使這空間是在人群之中。人與人之間的阻隔可以是無形的。袁卓華在這悖論上為 《親密 Claustrophobia》創作了一個聲音景觀 (Soundscape),它不是劇場配樂,而是以聲音建構的敍事空間。在那裡,聲音能夠閱讀。

他說 Gertrude Stein 的寫作是其啟發。「她的文字是 word of consciousness,具有音樂性,於是文字也可用聽覺去閱讀。」Stein 寫《The Making of Americans》不是寫美國堀起的歷史,《If I Told Him: A Completed Portrait of Picasso》中寫畢加索也不是用文字記錄視覺經驗,而是寫她在寫作過程中腦海出現的聲音。大抵每個人也有這樣的經驗:在思考或創作、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腦海彷似有把聲音在說話。這些就是 Gerturde Stein 記錄的內容。因此磚頭一樣的厚書,沒有標點符號甚至沒有具體內容,朗讀起來像在 hip hop。

譚偉平為《親密 Claustrophobia》一劇創作的裝置敍事,是將內在的聲音以視覺形式呈現出來。「六朝時人們談內在氣韻,晉人說的氣質,都是指涉人的精神面貌。」以時下說法,大抵就是「有諸內形諸外」。譚偉平借用胡蘭成在《禪是一枝梅》內談「悟」及以「身體去悟」都是非文字性的,那似乎是一種內在的觀照。「我思考聲音,但我做的不是聲音藝術。聲音是一種很內在的東西,我們常以為聲音是外在聽到的甚麼,但我以為聲音是內在接收到甚麼。」譚偉平以一個水樽為例去解說:人們看到這個形象,心裡認知這是水樽。他又把眼鏡架上水樽。兩個形像的重壘,讓人聯想到『好像一個人啊』,意識就眼睛所見,從內在發出聲音界定事物。在《親密 Claustrophobia》中,觀眾眼晴看台上裝置,也會因應不同角度有不同判斷,於是裝置本身形成另一個敍事角度。

三人以不同媒介為觀眾創造平行敍事的劇場經驗,但都強調這是一次面對自己的過程。馮程程說:「要叩問的是:在這個世代我們如何自處?出口在哪裡?」《親密Claustrophobia》部份敍事取材自卡爾維諾的小說《樹上的男爵》,書中的男爵逃到樹上生活,比喻與當時的政治勢力保持距離。有說此書是作者明志之作。逃離社會現實,以幽閉的形式獨自活著,與群眾隔離不就是造就一個與自己親密的時空嗎?

(本文為贊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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