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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能否靠藝術溝通?「後解嚴:想像紀念堂」所撐開的威權建築解構

2018/7/20 — 11:25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文資重構.議題再現

【文:張玉音】

去年為台灣解嚴30周年,同年底由文化部指導、中正紀念堂主辦的「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企圖藉由這個歷史時刻來展開中正紀念堂空間轉換的思考,透過藝術創作與動畫、建築專業與多場開放性講座及工作坊,提供多元角度與溝通場域,觸發民眾藉此共同思考中正紀念堂轉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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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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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策展人吳達坤談到此展空間的建構是相當關鍵,尤其紀念堂本身的空間屬性,即是一位過往威權領導者的紀念場域,要如何思考這樣的背景、歷史,以當代藝術創造性的手法,開始為這個場域帶來一些性格上的軟化與破除。「這個部分是此次展覽裡相當重要的課題。」館方提到過去中正紀念堂的展覽比重,約60%為藝術相關展覽,但和當代藝術的範疇相距甚遠,多數為商業特展,抑或較傳統文化表現的書畫展覽。因此「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在這個場域以當代藝術的視野、方法論、議題討論的方式去導入,和過往紀念堂的展覽質地是很不一樣的。

王鼎曄的「荒野史:故事文本、影像與物件」交換計畫於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王鼎曄的「荒野史:故事文本、影像與物件」交換計畫於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八角形圈出的文化主體詮釋

解構中正紀念堂「建築體」濃厚的象徵個性,是「後解嚴:想像紀念堂」一展從最外部最先著手發想的,當時紀念堂外牆恰好有工程,也觸發吳達坤體會到當堂體外觀以鷹架圍起,即能明顯感受到建築的象徵詮釋被更動。面對堂體內宮廷感十足的挑高11米高度,及天花板繁華富麗的雕花,因此他也思索此展是否能從堂體內部也以模擬改建的工程感,來暗示展覽提出未來想像的期許。最終他決定以「鷹架」來做這個空間翻轉的可能,另一部分也基於物理的現實,鷹架本身的輕巧特性可以搭建至6米高左右的高度,也能讓展示區在形象與傳達上,能抵抗住紀念堂本身強烈的象徵意涵,達到翻轉、擾動這樣空間的可能。「鷹架本身就有它結構體、遮覆隱藏的意涵,並有非常多的使用方法與空間搭配,其實展覽的外觀就如同一個實驗建築體,也像一個裝置作品般,我是藉這樣內外交錯、整理來思考。」

張立人的作品《世紀偉人》於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張立人的作品《世紀偉人》於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而展覽的主視覺設計,也是與視覺設計李激娘所共同討論發想,如八角形的邊角,即是俯視紀念堂的建築結構所得,而八角形內簡寫「Imagining Memorial」成為「IM」,也具有藉由重新想像而去提問「何為我?」,最終獲得理解何為我們所處的土地與歷史的「I’m」,都是扣合展覽核心的設計配置。

通廊與常設展如何回應轉型正義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由觀眾所撰寫的「一起來想像」留言。(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由觀眾所撰寫的「一起來想像」留言。(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然而,為何文化部有意透過「後解嚴:想像紀念堂」達成重新想像威權意涵的可能,但卻將此展安排於中央通廊,而非從場域精神的常設展來更動。吳達坤也以實際策展實務的經驗進行闡釋,其實展覽其他空間早在一年前就被預定下來,紀念堂本身也有營收和自籌款的壓力,所已相當比例的展間是作為租借使用。

而面對常設展他也認為非一昧只考慮移除,因其保留文物仍具有歷史的代表意義存在,也必須顧及這社會上仍有一部分的民眾對於過去的歷史人物,有其敬仰、情感存在,這些都必須相互尊重。吳達坤認為其策展並非要去論斷功過,而是希望提醒民眾思考在歷經這樣的時代,我們如何反省去守護民主與自由的言論,思考如何透過談論這些歷史狀態,留給下個世代新的價值。因此展覽才會邀請陳擎耀透過與蔣中正文物、常設展的互動,以藝術家扮演蔣經國在作品的手勢重新詮釋反轉威權美學、物件和歷史。雖然中正紀念堂象徵的是過去黨國體制的法統觀點,但吳達坤相信不同的人加入詮釋就會有不同的角度,而歷史本來就有多種縫隙與不同詮釋的角度,「我們必須思考怎麼透過展示,將這些不同的詮釋梳理出來。」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所舉辦的「『紀念堂再想像』建築計畫座談會」講座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所舉辦的「『紀念堂再想像』建築計畫座談會」講座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雖然展覽最終只能在中央通廊舉行,但此地卻反而是過去館方部分政策宣導展示的所在地,有其原初的場域功能與作用,但其本身並非一般展示的白盒子空間,並不容易使用,所以吳達坤在展覽策略上必須思考如何將人群駐留下來。因此,展覽前後端都有很巨大的主視覺,吸引人流進入。除了展示,展期內也規劃非常多持續性的活動,包括邀請藝術家、政治學者、文學作家、建築師等進行講座或論壇,每一場都有清晰的目的和原因,也是展覽企圖達成與廣泛領域、民眾溝通的設定。

藝術在此,只是無用之論?

「後解嚴:想像紀念堂」無疑是中正紀念堂轉型正義展開討論的契機之一,開始以多重層面討論一個位於市中心的場域,只存在紀念威權體制下領導人的功能是否合適?無論文化部抑或中正紀念堂都期許透過展示,展開與民眾的對話,除了目前開放公共參與是相當具政治正確的選項外,也是希望暢通諮詢管道,不論是正名或是空間的翻轉等效應,希望藉由廣泛的討論讓場域的公共性能夠照顧更多的族群。如目前在中央通廊展示的「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以當代藝術策展的方法論圍繞新住民、移工等議題,吳達坤也表達藝術工作者相較其他領域,本身就擅長以因地制宜的方法來做展覽,他也認同館方持續觸碰、梳理這類更具在地性的展覽。但也提醒「除了去做轉型新住民、原住民的展覽,館方也需對於自身未來的定位思考清楚,畢竟這裡不是新住民文化、南洋移工會館,未來轉型後怎麼思考屬於館方自主獨特的策展方向,或是服務的群眾是最重要的。」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舉辦的藝術家座談會「和完美家庭做體操:陳擎耀座談會」活動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舉辦的藝術家座談會「和完美家庭做體操:陳擎耀座談會」活動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最後,他仍呼籲文化界應正視看待「轉型正義」在台灣的意義,在韓國無論「光州事件」、「濟州島事件」都有電影、文學等文化界的人來正視與梳理,相較台灣目前這股風氣並沒有起來,對於史料的重新詮釋案例有限。他提及尤其是電影形式,韓國包括《華麗的假期》、《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等,導演們都企圖還原、正視這些民主化過程的歷史事件。教育、博物館政策在許多與轉型正義相關的博物館,通常免費提供大眾參觀,藉由展示反覆討論這些歷史課題,「台灣的人權相關博物館有沒有做這些策展設計,思考如何串連基礎教育?我們社會到底有沒有準備好面對轉型正義?」吳達坤觀察目前多數轉型正義的活動,還是多屬選舉議題或是短利的政治操作提款機,而非為了產生更宏觀的歷史視野。

訪談最末,吳達坤以近期進駐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工作經驗,來思考藝術與文化對於社會的作用,當一般大眾都認為藝術指向一種無用論,文化實驗場卻試著以當代藝術作為方法,試圖幫社會與文化圈提出新的路徑,這些可能包括社會創新、老年長照、展示科技、新科技的創新應用甚至到論述的產出與知識積累等各方面,企圖以更創造性的方法去介入、革新。他列舉歐洲很多類型的實驗室在解決國家層級的問題,如與海爭地、創新能源等,過去我們以為這類議題多數由科學家和工程師來處理,但在歐洲有相當比例的研究室都有藝術家進駐參與,「台灣的未來有沒有透過當代藝術來跨學科地解決社會課題,是需要眾人一起努力。這也讓我們過去只將藝術定義為軟性的溝通方式,有了新的理解路徑。」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舉辦由建築師何炯德帶領的「一起來想像」工作坊。(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舉辦由建築師何炯德帶領的「一起來想像」工作坊。(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原文刊於《典藏‧今藝術》 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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