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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不只純樸,還有詐欺魔術師──印尼 Jatiwangi Art Factory(下)

2015/8/5 — 13:31

弄蛇人與考古洞穴現場

弄蛇人與考古洞穴現場

顛覆對農村、陶藝質樸氣質想像的創作

在 Jatiwangi 農村裡的藝術家,可不是什麼只強調農村淳樸老實又乖巧、或者什麼人情味濃厚等陳腔濫調修辭語言的製造者,他們可是一群對「存在於世」這事有野心的藝術家團體。雖然以相對緩慢的步調進行。

去年九月,在雅加達國家藝廊盛大開展的 2014 陶藝雙年展,Jatawangi Art Factory 以磚瓦工廠的陶藝特質受邀參展。但以技藝來說,Jatawangi Art Factory 的藝術家其實並沒有像高級陶藝家那樣燦爛的手工技術,甚至,他們連陶窯的修理或操作都不怎熟練。只擁有一座專燒紅磚屋瓦的簡陋工廠的他們,大可選擇拒絕這樣可能讓暴露自己短處而難堪的展覽,但他們沒有,策略性地,他們將陶器作為工具,製造出一件具政治意念的事件,露出他們一顆強壯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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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一片以美好技藝、新視覺美學為上的當代陶藝家中脫穎而出?他們用一個相當可具爭議性的事件生產[1](當地的藝術報導稱之為「政治技巧」),在雙年展展場中一片物質性與技藝性的陶藝作品中,傳達具觀念藝術的前衛性意義。

這件作品,簡單的說,是一段行動的紀錄。在 Jatiwangi 村莊附近的乾燥農田區,他們找到一泉有竹林遮蔽的灌溉水坑,在小小的斜坡上,挖了一個一米半深的洞穴,然後,將自己在工廠裡製造的陶器、以及品味模糊的廉價飾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等淺淺地埋入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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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們就像鋪好陷阱的老虎般眈眈地等待。

直到開展前一兩週,一位捕蛇人終於發現了那個神秘又可疑的洞穴,消息很快就在村子裡傳開。村民議論紛紛,到底這個鳥不生蛋的 Jatawangi,地底下埋藏著什麼不得了的文化遺跡?

熱議才剛開始,幾天後,洞穴裡埋藏的文化寶物就被另一個更神秘的小偷洗劫,洞穴裡的物品遺失大半。

村民與捕蛇人著急的報警,擔憂重要文物安危。警察來了,煞有其事的對這個洞穴進行各種調查:足跡、痕跡採集、拍照、製作檔案。然後拉起了封鎖線。媒體也來了。在地方報紙上以不小的版面報導奇妙洞穴的發現與竊盜事件。

然而,整個事件都是假的。

紀錄片片段

紀錄片片段

Jatawangi Art Factory 以旁觀者的身份,把自己埋藏的洞穴引發的一連串事件記錄下來,洞穴、文物、竊盜、警方,亦對捕蛇人與村民進行訪談,拍成一段紀錄短片。

導演與 Jatawangi Art Factory 成員就這樣安靜地圍在村民旁邊,聽著激動或平靜的描述洞穴事件,那段著急、擔心、疑惑與偷竊破壞的心理感受,以及警方鑑識的所有過程。就像農村文史工作者平常會做的事情那樣,甚至妳還對他們起了些崇敬的心理——「連這種芝麻小事件都要記錄,真不愧是生活在農村的紀錄片導演與藝術家們,什麼事情都可以作為關懷這個村莊的材料」,一切都如此踏實。

但我忘記了,這是一個藝術現場。

展覽現場所展示的「歷史物件」都是Jatawangi Art Factory成員製造的,展示櫃旁煞有其事的古物陶塊也都是事件發生之後才製造的。

展覽現場所展示的「歷史物件」都是Jatawangi Art Factory成員製造的,展示櫃旁煞有其事的古物陶塊也都是事件發生之後才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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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並不特別懷疑洞穴的可疑存在,當地媒體則認真地探討洞穴的神秘與竊盜之心的不可取,連我這個去拜訪三天的外國人,也作為增加信度之用、被他們編織進一片美麗的欺騙風景之中。我被留下記錄,發表對事件的感想,並投影在展場中,作為一個以藝術評論人為目標的寫手,頗是情何以堪。

我受到一個不小的打擊,並非是因為我沒看出那洞穴本身的錯誤百出,其實只要仔細觀看很快就會發現洞穴的物理狀態太過新鮮,基本上很難有文史價值,且洞穴的位置不太合理,整個事件瀰漫一股怪異的氣氛。但鑿壁與土層的痕跡就如同遺跡考古現場般工整,形式上帶有一種權威性,居民一開始也半信半疑,但隨著竊盜事件的發生、警方與媒體來訪陣仗之風,幾乎很快就相信另一種被捏造出來的情境,居民都噤了聲,包括我。

這便是問題所在。我沒有把自己的懷疑提出,而只是選擇視而不見,讓荒謬繼續在村莊內演出,什麼都沒指出。而我的心態來自一種自以為是的理解心與同情心,Jatiwangi 確實還沒有能被普遍性認可的值得驕傲之處,灰撲撲的鄉村既沒有異國風情、過於傳統的農耕方法也沒有日本農村那般令人舒適的農村情調,這是一個只有當地居民生活的地方。追根究底就是因為我還是把 Jatiwangi 的居民看作他者。

我看著展場螢幕中,導演對我的提問,問著對洞穴的感想、對地下文物來源的確認。影片中,沒任何人去懷疑這個洞穴根本是假的,大家都對這個洞穴可能帶來的龐大文化資產感到期待,如果不是居民太過無知,那麼就是在無聊生活中,他們太渴望一個為地方帶來新意義的任何事物。而可笑的事,整個被討論的對象是假的。

這個虛假的本質,在農村的刻板印象以及廉價的同情心之下,我拋棄了過往一直追求真實箴言,赤裸的友情顯露出背叛的遲疑。無疑就像是掀給我一記重重的耳光,給那躊躇的猶豫。導演製作的紀錄片的影像不但質問了所謂的「真實」,更像是在對我說「醒醒吧!我們不是弱者,或許妳才是。我們不是只能在農村取暖的剩餘組織,我們對藝術世界有野心,並且踏實的實現它。」他們有策略,他們跟我一樣有野心,我們都活在一個競爭激烈的藝術世界中。而且,他們的內容包含更多,不只是單純的美學鑑賞,還有與人交織、交鬥、更多與人類存在於世的共享情感,投入更多快樂的、複雜的、欺騙的、好玩的、痛苦的、狡猾的。

農村應該就要淳樸嗎?農村裡的關係美學不是只有一方向的修辭,農村藝術家就應該是與世無爭的天真人群嗎?農村只能是都市人來偶爾慢活療傷,療癒現代性賜給我們的文明傷口,或尋找都市繁雜之外的烏托邦桃花源嗎?他們對此,提出了本質性的新突破——農村不是這樣子的,人與人之間不會只是美好的回憶。負面人事物之中也能共同存在,這樣的羈絆來到一塊更真誠真實的關係境地。

這個帶有前衛味道的偽事件,對我來說,打破了以往人們做農村美學所強調的一致性,就像不管在哪裡,你都會看到的農村藝術強調和諧、腳踏實地、美好的共同勞動、依賴共存、那些漂亮的政治正確修辭。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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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tiwangi Art Factory 與當地村民關係良好,來自許多文化、社會與經濟性結構因素與差異,簡而言之,他們建立了一套與世界聯結起來的方式,作為共同擁有的利益,組織必須在一種與世界產生關聯的情況下出現,他們用當代藝術企圖達成目的,而不僅是對社群內部的關聯。

作品的契機是陶藝雙年展的邀請,他們交出一件帶有殺傷力的作品,發展一個對內對外都不可預期、輕挑的實驗。欺騙是一種冒險的方式,他們把自己編織入關係的網絡當中,後果會如何沒有人會知道,但在這樣的冒險中,也背叛了來自於對村民的信任。你可以說他們邪惡的利用村民的無知與村莊對驕傲渴望或者某種自卑,作為進入當代藝術系統的媒材,但是,如果你知道多一點關係美學,知道社群藝術至今的發展局限與僵板刻化,你就會察覺到,這件作品革命性地突破了舊有(農村)社群藝術被類型化的實踐與思考,來到一個貼近藝術本質的公共空間。他們不需要純樸無知的鄉民,農村對他們來說是生活也是創作的材料。創作對藝術家來說必須仍要在必要時刻保持一種狠勁,一個冷酷的距離。即使關係與權力仍然不對等,村民永遠不會到雅加達去看陶藝雙年展,他們可能永遠不知道村莊裡發生的那件大(小)事,其實只是藝術家創作的材料。

如果沒有高度的關係、沒有這樣的信任,藝術家如何處理這樣一場屬於藝術家、也屬於社群公共利益的政治操作?

「至少,沒有人會受傷的。」那女孩甜笑著對我說。真與假的界限中,藝術家不是道德家。

JAF 把村莊裡每個人共同的利益組織起來,聚集各種人們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況下,演出一場極度嘲諷的事件,這種諷刺,指向了地方的公共性——議題、境況、存在狀態。一個可笑的損人假事件、一個自我譏笑的挖苦。

「人性從不是在孤寂當中獲得的,也從不是將著作轉交給公共領域就能獲得的,只有將自己的生命,將自己的人投入到公共領域的冒險行動當中,才能得到人性。」漢娜.阿倫特援引雅斯貝爾如此對我說。我得重新思考了欺騙的本質與友誼的意義。包容是否包含欺騙也包容的包容。又或者,為什麼謊言可以輕易被說出,是否是我過度重視誠信,又或者這樣價值觀是否來自我的文化,或者他們的文化。還是應該隔絕社會,只單純指向個人性的關係?

我淺淺的掉了滴眼淚,同時也得到深深反省自己對農村異國情調的視線。還不至於生氣,他們還是給了一個在日常生活中極難碰到的農村當代藝術的省思,一個再也不可能得到的,天時地利人和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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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筆者無法想像這樣的作品在台灣發生,必會遭受嚴苛的批評。除了批判政府之外,近年的台灣藝術家幾乎絕少選擇去直接涉及批判「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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