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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聲開壇》:「再建.我城」音樂復興

2018/7/11 — 15:10

日期:2017年12月14日 
時間:7:30pm – 9:30pm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Piano Corner 
講者:周博賢(周)﹑康家俊(康)﹑黃耀明(黃)、主持Indy(主持)


主持:歡迎參與表演藝術教育中心舉辦的「迴聲開壇」分享會。今天我們請來三位嘉賓,分別是音樂製作人周博賢、「本地薑週末」音樂節策劃及獨立音樂品牌「89268」創辦人康家俊,以及著名歌手黃耀明。先請談談你們入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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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當上全職音樂製作人前,我是一名律師;而三星期前,我又重新任職律師,在某媒體集團上班。我中學時已有玩band和作曲,大學畢業後當事務律師,做樓宇買賣、離婚、受傷賠償等枯燥工作,後來再到加拿大唸音樂。回港後認識了謝安琪,由此踏上音樂製作生涯。

康:年輕時有兩份雜誌影響我很深:《年青人週報》和《音樂一週》。這兩本雜誌令我開始接觸本地獨立樂隊。我整天去高山劇場看表演,省吃儉用地支持他們。後來認識了一些獨立樂隊的成員,便整天和他們在油麻地Band房玩,也替他們做節目搞手。就這樣展開我的音樂之路。94年我加入商台,後任「叱吒903」製作總監。十年前我離開電台,開始自己搞音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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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我以前也讀《年青人週報》,會看Levis 501如何穿搭、Dr Martins在哪裡買等等。說起來,黃耀明也曾在商台工作?

黃:84年我在商台當DJ,香港流行音樂剛進入興盛期,梅豔芳、張國榮、譚詠麟及早一輩的徐小鳳、鄭少秋等都大受歡迎。當時我不喜歡中文流行曲。我是聽西方流行音樂長大的,當上DJ後,播很多西方另類音樂,和當時社會潮流不合,所以一年後便離開了。之後我遇到劉以達,卻決定創作廣東歌。跟英文歌及國語歌比較,廣東歌最難,我們想挑戰最難的。

現今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有能力影響事情。

主持:八九十年代,大氣電波的影響力很強。康家俊曾任職電台多年,你認為傳統媒體對流行音樂傳播還能起作用嗎?

康:我覺得所謂「影響力」,並非只存在於電台電視這些龐大事物裡。現今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有能力影響事情。但商台已沒那種鬥志和野心了。我不知道她是失去了「要影響世界」的認知,還是認為聽眾已不想被人影響?其實電台若有自己主張,絕對可以做出一些成績。一個媒體怎可能對別人沒影響?

周:電台的滲透力不容忽視,我在電台任客串主持時,街坊伯伯都認得我的聲音。不過跟七八十年代相比,現今媒體很分散,主流媒體的影響力不及Youtube和音樂apps。以前人們被動地接收媒體播放的音樂,現在會主動尋找喜歡的音樂。七八十年代也很易打造「巨星」,只要幾個大媒體一起推,便可達到效果。現今歌手的實力未必比不上那個年代,曲風也更大膽和多元化,但因不能「聚焦」,所以讓大家覺得「現在怎麼沒有巨星和熱爆歌曲?」

現在沒有張國榮梅豔芳這些巨星,有何關係?

主持:「巨星」很久沒出現。明哥,如何讓流行樂和獨立音樂重新獲得關注?

黃:以往,流行音樂走商業運作模式,所以它需要「明星」。一個人若真的喜歡聽音樂,他不一定要選擇當明星。我認為以前那個時代是沒得選擇,所以只能夠用「明星」制度,有勁歌金曲、電台排行榜……但如今每個人都可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音樂人不用再追求「大眾」或「主流」,不用要求所有人都喜歡張國榮譚詠麟梅豔芳或葉倩文。

不要唏噓音樂不再一樣,因世界已不一樣。現在沒有張國榮梅豔芳這些巨星,有何關係?當然,好音樂仍值得被更多人聽到,這是我們接下來要思考的課題。

康:獨立音樂會最有趣的地方,是樂手並沒有想著要當明星。他們是因喜歡而做。大家凑錢在高山劇場做演出,沒想過賺錢,只是覺得好玩。是不是別人覺得你無法成為巨星,你就沒影響力和價值?我覺得不是。我認為做創作最基本是要有發表機會:能表達自己所想,和得到別人回應。所以最重要是如何在這城市裡找到一個自由開放的平台。

似乎有一條叫做「政治」的線劃在那裡,我們被告知不能踰越它。

主持:周博賢為謝安琪寫歌時她還是「小眾」,當時有想過未來怎發展嗎?

周:因為經歷過卡拉OK年代,輪到我寫歌時便想嘗試不同曲風,寫一些非情歌題材。我喜歡社會性題材,作品內容會跟著整個社會轉,但現在卻來到一個死胡同。

2005年,我創作《姿色份子》(謝安琪主唱,周博賢曲詞),是諷刺纖體廣告單一的審美標準。還有一首寫外傭,描述她在中產家庭如何受壓迫。到近年,香港的重要議題都和政治有關,我的作品亦不得不和政治扯上關係。這讓我深刻體會到香港創作空間的變化。現在有更多發表平台,也可接觸各種曲風,但似乎有一條叫做「政治」的線劃在那裡,我們被告知:「不能踰越」。若你寫政治,或活躍於政治場合,作品便會受到影響。有種種壓力告訴你,不應嘗試政治。所以我覺得自己走進了死胡同。可能我太投入、太看不開。當社會環境十分侷促,我無法再寫風花雪月的東西。我們常說「北望神州」,到大陸市場賺錢,但你一旦逾越了那條界線,便不可能了。

訓練自己至少用26分鐘的耐性聽歌。

主持:接著請談談音樂教育。如何在教學裡培養聽眾?

黃:香港拍過影響全球的電影,也做過風靡亞洲的音樂。曾經擁有的東西,是否要被遺忘呢?我覺得不應該。無論學校、政府還是文化機構,都應嘗試記錄下香港的故事。

周:藝發局音樂小組前任主席費明儀,策劃過「香港口述歷史」計劃,內容包括三十至五十年代的粵語流行曲口述史。不過八九十年代至現在的口述史還未有人記錄。我認為香港這段歷史,光用流行音樂發展史便能呈現出來。

關於教育問題,現今時代變得太快了,我自己也要不斷學習新事物。但我很樂見香港有越來越多音樂節和live show。這些演出能容納不同音樂人。Wow and flutter也好,Clockenflap也好,街頭演唱也好,我們都可在這股風氣中受到教育,接觸到新的音樂。

康:還有一點,就是鑑賞力。很多人不懂「如何聽歌」。大家可能覺得流行音樂很易消化,是廉價東西,沒什麼價值,但很多人真的不懂如何欣賞流行音樂。音樂教育應包含鑑賞這部分。我觀察到,現在樂隊表演的質素差了。以前差的樂隊是不敢表演的,但現在表演的人都覺得自己「已經夠好」。他們無法能判斷自己的水平。

黃:香港沒有培養鑑賞力的文化。大家聽流行樂時都只聽歌詞,鮮有欣賞樂曲、編曲的美。此外,華人世界普遍仍覺得聽歌就是聽人聲和歌詞,這種流行曲審美觀落後於其他地方。

康:袁智聰講過「聽音樂請交出點耐性。」我們以前聽磁帶,沒法跳著聽,要聽完A side再聽B side。我們訓練自己至少用26分鐘的耐性聽歌。

周:鑑賞力非一朝一夕培養出來,需要浸淫。當浸淫在裡面,便自然會發展出鑑賞力。說到底還是耐性問題。時代變得太快,讓我們沒有耐性,因而錯失很多東西。但請不要被世界的速度推著自己,要慢下來,讓自己進入鑑賞狀態。鑑賞也是一種對周圍環境的觀察。

黃:對那些令你不安的事物保持好奇,會聽到和看到不一樣的世界。這是一種生活哲學。

每個人都可以悲觀一時,但不能放棄。

觀眾:如何復興香港的流行音樂呢?對於未來十年,你們還樂觀嗎?

康:我是盲目樂觀者。把目標放低一些,放在能達到的地方,人便會樂觀。我唯一不感樂觀的,是剛才提到的開放自由平台。

周:我對未來不太樂觀。但以十年為單位的話,我認為那是一條「曲線」:一開始會下跌,但第四五年後開始反彈。我相信事物不會永遠向下,當廣東歌越來越少,大家便會珍惜。不過四五年可能太樂觀,或許要二十年。最近我有些灰心喪氣,對所有人都很失望,包括我自己。我不敢再有什麼要求和奢望。

黃:我跟周博賢一樣看法,整個社會都讓我們不敢樂觀。但我不會放棄。每個人都可以悲觀一時,但不能放棄。事情總會否極泰來。我們會同心協力,不讓事情去到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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