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過勞之後?如何保障藝術工作者職業權利

2017/2/23 — 16:29

【文:吳介祥】

在過去的藝術雜誌幾次專題討論了藝文工作者的過勞、低薪資及高工時問題之後,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及幾位熱血藝術行政們和我一起組合了「全國藝創產業暨藝術行政實務發展平台」,開始著手調查藝術行政的工作狀態,做為藝術行政職業強化的前導研究。有了資料,我們便能提出藝文界對政策協助需求之具體建議。

在經過十個月意見彙整和七次小型座談,以及問卷調查後,我們在2016年11月啟動了第一次全國藝術行政大會。在這個會議上,我們分析了目前蒐集到的問題面向,也請了在台南的「藝術行政共學平台」做經驗分享。這次會議是問卷調查發表、現況分析以及未來工作坊的公告,也有一些國外案例和在台灣可行性,以及對政策的訴求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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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由」的迷思而過勞?

從國外的同業組織、文化政策及法規,我們也可比對出目前惡劣的藝文工作環境的問題出在哪裡。英國的兩位研究者海斯莫汗(David Hesmondhalgh)和貝克(Sarah Baker)於2011年對三種文創產業的工作者(音樂、電影、雜誌)做了研究,提出了對於創意工作的特質,也分析了過勞的原因。研究指出,許多創意工作者都可以自由選擇工作時間、是否接案、工作內容是自我的表現,因此這些工作者反而陷入自由的迷思,卻習慣於過長的工時。而創意工作者的工作環境需要抗壓性和彈性,隨時有新技能要補充,會讓多數專業者處於不安定狀態。另外,因為創意工作者多數不願意離開創意界,進入規律的上班、受雇生活,也會讓他們隨年齡增長而對於保障不全的職業有疑慮。創意工作者必須社交,因而常常生活範圍是公私不分的,使得工作和休息時間無法估算。兩位研究者也發現,多數創意工作者不會仰賴工會,或不認為自己屬於勞動人口,因此也不會傾向集結一起爭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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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研究非常符合我們對於台灣藝術行政工作者的觀察,藝術行政通常都是因為愛好藝文、有景仰的藝術家,喜歡工作裡的創造性和挑戰性,而選擇這個高度服務性的專業。藝術行政是個低門檻的職位,讓喜歡自由的人容易入門,但自由的迷思讓人戀棧此工作崗位,卻也因此缺乏增加職能、改善工具、縮短工時的積極動力。而持續的開幕、演講、論壇等社交和工作不分的節奏,更讓藝術行政無從爭取合理工時,因此很容易陷入了低薪和高工時的漩渦裡。在受到今年華航工會罷工後,取得談判權的提醒,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生產業勞工、受雇白領階級或是自由業者,都不免被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習性所利用,若沒有權利意識,被剝削和自我剝削的情況只會惡化。因此整合、結盟、搭建支援及資源分享平台、強化談判力、增進權利和法律知識,強化藝術領域內的契約功能,才能紓解藝術行政的低薪、過勞和人才不斷流失的問題。

關渡美術館於去年中推出「不久之前的藝術行政之路」系列講座,邀請藝術行政工作者共談工作處境。(關渡美術館提供)

關渡美術館於去年中推出「不久之前的藝術行政之路」系列講座,邀請藝術行政工作者共談工作處境。(關渡美術館提供)

撐開創作者保護傘,藝術行政亦受惠

經過廣泛資料蒐集,我們發現他國在對於藝術創作者、表演者、作家或藝術評論者,各有不同程度的保護。以紐約州的《藝術與文化事務法》(New York Arts and Cultural Affairs Law)為例,是一部綜合性法律,包括了州政府之藝文補助的信託組織章程、創作者保護、藝術交易相關規定、著作權、商標、劇場工作者合約等部分,因此勞動權、文資保存、拍賣、藝術品之公平交易、博物館法、劇院售票等都包含在這部十全大法內。在該法的C部分則為藝術家與藝術品交易(Transactions involving Artists and Their Works),將交易中的原作、複製、版數版次等用語做了統一之規定(§15),而藝術家之著作權及人格權也包含在交易規範內(§14)。C範圍內則有藝術家與代賣人之關係條文(§12 Artist and-Art Merchant Relationships),規範出委託方式和符合統一商法(UCC)的責任義務關係。展覽的藝術品之免司法扣押也在該條文中(§12.03)。而在M部分則是規定劇場雇用工作者的契約,應明列工作量、次數、薪資,以及運輸開支之付費責任等條文(§37 Theatrical Employment Contracts; Safety Precautions for Certain Performers; Performing Artists)。其中也明訂經紀人(需有證照)應該確定雇方是否有積欠藝人或表演者演出費,確定沒有疑慮才能簽約(§37.05)。另外也明列雇主對於各類表演者出場時的安全保障之義務(§37.09-11)。

紐約州的《藝術與文化事務法》全攬了藝術從生產到市場,再到典藏和文資的藝術生態所需的法律規範。而歐洲各國皆有創作者方面的工會和保障。以瑞士的表演者和音樂家工會為例,他們基於憲法保障的組工會之自由、以及工資自主談判權(Tarifautonomie),每年都會提出加薪建議和雇主談判。每年,劇場協會(Schweizerischer Bühnenverband, SBV)和劇場表演者協會(Schweizerischer Bühnenkünstlerverband, SBKV)都會協調出各劇場的表演主之最低月薪,2016/17年巴塞爾戲劇院(Theater Basel)的最低月薪資為3,850瑞士法郎(約新台幣12萬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0法郎(約新台幣1,560元)。工會並針對劇場工作特質,擬定各式契約範本,提供會員下載使用,一份個人的表演契約可高達47頁。受雇權利包括加班/超時費、夜間工作加成費、旅行開支補償、日支費、獎金、紅利分配等,也包括著作權上之各種形式再利用的收費條款,以及仲裁等條目。荷蘭則每兩年重訂有表演者和舞蹈工作者共同的勞動保障條款(Collective Labour Agreement (CAO) for Theatre and Dance),明定身體勞動的表演者的工時和休息之規範、薪資及休假、外部演出規定及預繳退休金額度等。而一個完整的劇場,各專長如技術、行銷、教育、財務、服裝之工作人員則有明定分級表,薪水依層級區分,如製作部分有首席製作人、製作人、第一製作經理、經理和助理。劇場工作者的月薪有標準計算基準,並逐年增加,以2016年劇場單日工作契約為例,其薪資範圍落在192至362歐元之間(約新台幣六千至一萬二千元)。

歐洲很多國家都有相當周詳的創作者保護法規或集體契約,我們可以約略想像,當創作者的勞動和職安有保障,藝文生態趨於合理,處於其中的藝術行政者的工作環境也必然會受惠。台灣的藝文界可以透過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的平台,藉由新訂法規和工會集體談判力,爭取類似上述的職業權利和契約公平性。將創作者的保護傘撐開,產業鏈才能有效並永續運作,然而依賴對創作者的保障條款來爭取藝術行政的合理工作條件,還遠不及我們理想中的職業保障。

以平台創造藝文工作者的集體意識

上述表演藝術的環境安定,是從劇院的架構之制度化,並以工會形式提供集體保障。以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相比,較不需要劇院和團隊,使得視覺藝術裡的階層扁平,因此無論畫廊、非營利組織、策展公司或博覽會策畫公司,多數都是三階層以下的組織架構。而低門檻造成的入門低薪化,更讓藝術行政人員很容易發展至看不到未來的狀態。藝術行政也許是這個專業的統稱,裡面也包含了製作人、行政總監、專案經理和具立體及平面設計能力、具文書及評論長才、擅長行銷或教育的人力。而要達到藝術行政的高階,必須具有調度實力和統籌及應變經驗,但藝術行政的角色依然是以服務為主,因此是一個高度效能、又要謙卑的專業。

基於以上對於藝術行政特質的觀察,我們發現藝術行政脫隊,成為自由業者,似乎是很普遍的選擇。但如上述英國研究的顯示,藝術行政的自由業者習於單打獨鬥,而沒有調配時間的動力、控制收入支出的成本觀念,接案沒有訂契約、沒有預先評估案量和定價的合理性等,造成產業對於各類案件的低付費循環。藝術行政捲在這個漩渦裡,誰若訂出較高的價位,反而被批評為漫天喊價,造成服務品質高低無法從收費上區辨出來。這個現象造成藝術行政不是接受永遠的低薪,就是離開這個產業。(見統計調查結果)

成立於2016年的「藝術行政共學平台」,以藝術行政所需相關職業知識及技能為核心,推出一系列課程,搭建藝術行政工作者的交流平台。

成立於2016年的「藝術行政共學平台」,以藝術行政所需相關職業知識及技能為核心,推出一系列課程,搭建藝術行政工作者的交流平台。

參考英國的公共及商業行業工會(Public and Commercial Services union,以下簡稱PCS)和德國的服務行業工會(Vereinte Dienstleistungsgewerkschaft,以下簡稱Ver.di)的做法,同質性的自由業者或受聘員工可以透過這個工會平台,建置出該行業的某些標準,並且匯聚集體斡旋的實力。PCS在2015年曾支持英國倫敦國家畫廊內的客服和教育人員,因為職位私有化政策的100天大罷工,但是罷工仍不敵私有化趨勢,PCS繼續替倫敦國家畫廊這些員工和新雇主公司Securitas談判。而屬於會員超過兩百萬的Ver.di聯盟,旗下有自由業者諮詢平台mediafon,提供Ver.di三萬名自由業會員各種權益、法規、稅務的付費服務,費用則由Ver.di吸收。而屬於Ver.di的藝術、媒體和影視工會(Media, Kunst und Industrie),會員也包括德國作家協會(VS)、翻譯協會(VdÜ)、新聞(dju)、影視(RFAV/ver.di Film Union)及視覺及表演藝術等協會之會員,人數有四萬五千人。這些團體也各有子組織,分別對薪資、著作權費率等。以會員三千人的電影院工會CineStar為例,2016年12月就忙著和電影院公會談判提高時薪0.6至1.1歐元(最低時薪為8.5歐元,約新台幣280元)。

「智慧型工會」

在工運團體抗議砍七天假的時刻,很多第一線的勞權人士疑惑著社會各界的冷漠。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生產線上的勞動人口、一般服務業、專業服務業的工作型態彼此差異太大,各行業無從基於一套標準去計算自己最合理的工時,因此不易集結動員,突顯各行業原因不一的過勞狀況。就藝文界方面,上述各國的模式都有值得我們參考的部分,在藝文機構逐漸走上行政法人之路,藝術專業者傾向選擇自由業的趨勢之下,辨別差異的結盟方法就是搭建交流平台。而工會的功能也不再限於爭取合理的工資工時,還有專業技能的互相支援,以及智庫和諮詢等服務。透過集思廣益,我們可以期待一個發揮藝術行政長才的「智慧型工會」。

(原文刊於《今藝術》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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