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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大同》:從電影到歌劇

2015/3/6 — 14:36

(圖:香港藝術節網頁)

(圖:香港藝術節網頁)

【文:陳耀成,譯:惟得】

 

《大同:康有為在瑞典》本已是自身俱足的電影,今次承蒙香港藝術節邀請,,把它改編為歌劇,過程相對地有困難,掉轉過來可能容易一點,事實上電影的架構不一定經常被「舞台佈景」限制,時間與空間的轉換可以理直氣壯「剪接到下一場」,可是我寫歌詞完全受制於三幕劇的架構,結果,我要重新整理康有為和他女兒康同壁的故事。《大同:康有為在瑞典》是一齣「實況戲劇」──儘管一些場景需要重新鋪排和戲劇化,我仍感到有責任提供一部正宗紀錄片的背景資料。但寫作歌劇《大同》,我可以完全戲劇化,自創場景、打造角色……同時又要忠於「實況」。康有為鮮為人知的成就是 1905 年至 1906 年間發起反美杯葛運動,對抗美國的排華法案。杯葛的嚴重性,可以從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試求和解的行動看到,他兩度接見康有為,矯正華人在美國的不平等待遇。康有為參與百日維新人所共知,1895 年他的公車上書是現代中國首次政治活動,但是 1905 年至 1906 年間的杯葛卻是現代中國第一個「集體」行動。因為很少人知道康有為與羅斯福的會面,我創作的第二幕,特別根據這場相會發揮。在電影裡,會面只是「一提」,這就是電影與歌劇不同的一個具體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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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些美國人討論《大同:康有為在瑞典》,一位友人的反應是覺得康有為一生「富有歌劇色彩」,百日維新隨後數年,康有為果然滿有魅力,在外交界被視為流亡的中國總理,很多國家元首把他當上賓接待。羅斯福寧願接見他討論杯葛,不見中國領事,已經意味深長地顯示他在世界領袖間的地位。目前,康有為的文化遺產在中國境內和國外都被人認真地重新評估。據我所知,在中國年輕一輩的學者之間還採用「新康有為主義」這個新詞,主要因為康有為復興儒學,再不能被置之不理,當作「反常」和「反動」。過去數十年來,中國智識份子流行非議中國文明,康有為尊重自己文化,踏實中又不會盲目接收。他意志堅定,有足夠的信念,甚至到了被視為太頑固的程度。然而連梁啟超也曾自嘆思想不及康老師原創,康有為或者不是一個手段圓滑的政治家,但他的觀點可以是「務實」的。他領導清政府從君主政體改組為君主立憲政體,對他來說就是務實的舉動。因為他相信這個政體可以把中國順利過渡為現代民族國家,最重要是他心中總有一個根深的理想主義---尋求烏托邦來實現人道主義。在歌劇裡,我選擇用他女兒康同壁的旅程反映他的尋求,和他作為一個「生不逢時」的真知灼見者的負荷,最終也變成她的負荷。

當初我「發掘到」康有為完全因為他的《瑞典日記》,在 2007 年由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教授用中文印行,半世紀前,康同壁把日記付託給馬悅然先生,小心研究康同壁的一生,你會感覺到她強決要保護父親的文化遺產。她果真成功了,不然我也拍不成電影,寫不成歌詞。真是機緣巧合,她仿似回魂了。最近重見天日是一批貯藏在康乃狄克州南溫莎市一個閣樓的資料,包括書信、照片和種種文獻,時維 1907 年,她剛赴紐約的巴納德學院攻讀大學課程,數月前我拜訪了同壁在美國的第一個「家」,感謝羅伯特斯塔爾兩夫婦,斯塔爾家族的新一代,這家族曾經照顧康同壁,他們同意讓我帶回一些照片,豐富了三月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堂舉辦的「康有為面面觀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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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然不認為康有為的《大同書》可以甚至應該作為建造社會的藍圖,他的一些意念,譬如他對種族的見解,很難讓今日的世界接受。但他對婦女、少數民族、甚至同志的權益,與當今的環宇文化又有共鳴。當馬悅然先生觀察到康有為在瑞典看到一個大同社會的雛形,我相信也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1904 年至 1908 年,康有為在瑞典居住其間,斯堪的納維亞知名的福利制度也在十九世紀之交開始萌芽,現在丹麥就多次被「世界幸福報告」列為最幸福的國家。大部份人同意,從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始,中國經濟起飛,但同時我們又看到收入不平等大幅度增加,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其實是環宇現象,影響香港街頭,同時也影響即將來臨的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在某種意義上,我不認為一個較人道主義與平等的社會就被看作是「烏托邦」,希望康有為同意。

作:陳耀成,電影導演兼資深文化人,著有<夢存集>(1987),<浮世戀曲:劇本及評論>(1996),<最後的中國人>(1998),<從新浪潮到後現代>(2001)。電影作品包括<吳仲賢的故事>(2001),<大同:康有為在瑞典>(2011),<名字的玫瑰:董啟章地圖>(2014)

譯:惟得,散文及小說作者,亦從事翻譯,著有短篇小說集<請坐>(2014 年,素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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