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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五十九年前蕭邦鋼琴大賽現場:專訪李名強教授

2019/8/27 — 19:23

李名強教授(作者 Medium 圖片)

李名強教授(作者 Medium 圖片)

李名強這個名字,未必很多人聽過,但他那大起大落的人生 — 由前途璀璨的鋼琴家、到文革時雙手碰不得琴鍵只能做粗活,到最後奇蹟返回音樂界獻身教育和鋼琴品牌營造 — 幾乎就是過去幾十年,西洋古典樂在共產中國遭遇的高低起伏的縮影。

今年八十二歲的李名強教授,說話響亮有力,雙目炯炯有神,從外表看,是屬於不甘被命運擺布的強者類型,事實也是如此。訪問當天,是他兩套 CD 集的發布會暨分享會。對於這位 1960 年波蘭華沙「蕭邦鋼琴大賽」的殿軍得主,前塵往事,仿如隔世,但能夠在耄耋之年,把塵封的蕭邦大賽現場錄音修復和發行,始終是圓了一樁心事;雖然他的手早已無法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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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出國參賽是為國爭光,到文革就變成賣國求榮。」李教授輕描淡寫的說。

文革初年的上海,文藝音樂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災區,因不堪凌辱而自殺者眾:文化界的傅雷夫婦(1966 年 9 月上吊),上海音樂學院的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及妻子成卓如(1966 年 9 月吞安眠药及開煤氣)、鋼琴系主任李翠貞(1966 年 9 月開煤氣)、音樂理論家沈知白(1967 年自盡)、管弦系主任陳又新(1968 年跳樓)……而天才女鋼琴家顧聖嬰一家三口在 1967 年集體自殺,更是一齣慘痛荒誕的人間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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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李名強和顧聖嬰(左)赴波蘭參加蕭邦大賽前,與克拉夫琴科(中)合照。

李名強回憶,文革時他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年輕教師,夾在被批鬥的教授和青年紅衛兵之間,只能當個不革命不行的中間派。全國停課、鋼琴被砸得稀巴爛的日子,李曾被派到農村工作,雙手因提豬糞等重物發炎,導致手指無法張開。當時以為與古典音樂從此絕緣,沒想到,「1972 年,突然有人找我彈《黃河》鋼琴協奏曲。當時在搞革命樣板戲嘛,全國只能彈這首鋼琴曲。」只要能彈琴,彈什麼都可以,但要治好手的問題。「我找醫生,他便替我打一針可的松(Cortisone,一種消炎藥)。我記得第一針的效用,維持了兩年。」靠著打針,他彈了很多年《黃河》協奏曲,後來還到外國演出;不過針藥的效能越縮越短,十多年後,他被迫遵從醫生吩附停藥,也從此告別演奏舞台,專注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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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出生的李名強,十歲開始習琴,是猶太音樂家威頓堡(Alfred Wittenberg)的學生。三十年代末,不少猶太音樂人為逃避納粹迫害,逃至上海,威頓堡就是這群文化難民的一員。他兼擅鋼琴和小提琴,是歐洲小提琴名家姚阿幸(Joseph Joachim)弟子(布拉姆斯的《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就是獻給姚阿幸)。

1957 至 1960 年間,李名強三次被文化部選中,到東歐國家參加鋼琴比賽。在赴羅馬尼亞參加第一屆埃納斯庫鋼琴大賽前,他被安排到北京,隨蘇聯鋼琴名家克拉夫琴科(Tatiana Petrovna Kravchenko,師承莫斯科音樂學院的 Konstantin Igumnov)學習。李曾在不同訪問提及,跟隨克氏學琴的三年,對他影響至鉅,是「整體上重新認識了鋼琴演奏的要訣」,也奠定往後的演奏風格。

但李名強的風格到底是怎樣的?1960 年的華沙蕭邦大賽,是李的人生頂峰, 但之後二十年,他都沒重溫過當年的比賽錄音,因為,他根本沒這些錄音。在那資訊封閉亂世,他甚至不知道有這種東西存在。直至 1981 年,他到歐洲演出時,從朋友口中偶然得知波蘭電台擁有他三輪賽事的完整錄音,而且還不時在節目重播。(順帶一提,此電台藏有歷屆蕭邦大賽實況錄音,是個超級音樂寶庫。)

從電台取得比賽錄音的翻拷 DAT 帶子後,這些名乎其實的「消失的錄音」,終於握在主人手裡。帶子裡面,盛載著青春的回憶。琴聲猶在,世界卻已面目全非。

李教授一直希望可以把舊錄音整理出版。來到 2019 年夏天,這完整的蕭邦大賽實況錄音,連同他 1958 至 82 年在外地發行的絕版唱片錄音,終於經柏林 Emil Berliner Studios 修復,由環球唱片公司首度發行。兩套唱片集分別名為「李名強:1960 年蕭邦鋼琴大賽錄音」和「李名強的鋼琴藝術」,共有九張 CD。它們不單補回歷史缺口,也讓樂迷得以返回 1960 年比賽現場。

「李名強的鋼琴藝術」,是包含七張 CD 的 boxset。

細聽李名強決賽彈奏的蕭邦《第一鋼琴協奏曲》,會即時被其明朗清爽的風格吸引:觸鍵紥實硬朗,彈性速度不多但音樂感極佳;著重呈現作品整體形狀,和現今主流的蕭邦演奏可謂大異其趣。

重聽那年冠軍 Pollini(今已是殿堂大師)的比賽錄音,真是如火箭炮般的速度,把蕭邦彈得火花四濺;李名強則「四四正正」,速度顯得略慢,而且偶有錯音,但奇妙的是他跟 Pollini 的錄音一樣,都十分耐聽。雖然李名強不是首位奪得蕭邦大賽名次的華人(傅聰於第五屆取得季軍),在國內的震撼性或不及上回,但 1960 年這屆蕭邦大賽對全世界樂迷都是特別矚目的,因為這屆首次由非波蘭/俄國人奪冠(Pollini 是意大利人),象徵比賽正式「走向國際」。當年評判團陣容也鼎盛,名譽評委主席是今天仍被譽為蕭邦專家的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

我問教授,重聽舊時錄音有何想法?他認為自己屬於學院派風格,比較保守。「這六十年,鋼琴演奏風格有很大變化,那時我們才剛由浪漫變成重視Urtext(原作版),仍會彈很多改編東西。」的確,演奏家的風格,和身處時代息息相關,演奏家的事業,更避不開時代的烙印。

1978 年,上海音樂學院重新招生,李名強重執教鞭,後升任副院長。1989 年,他轉到香港演藝學院任教,將教學基地移到香港。1997 年他在浸會大學任教,卻因臨近退休年齡面對必須離港的難題,幸好當時獲柏斯琴行聘為顧問,得以留下。雖然今天已是香港永久居民,但幾十年中國生活早成習氣,那天訪問教授時他第一句問我的便是:「你是哪個單位的?」,著實令我這獨立無單位寫作人不知如何回答。

李教授和中國的關係向來密切,過去幾年便花費不少精力參與中國製長江鋼琴的改良和品牌營造。今年三月,長江鋼琴成為「第 16 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比賽用琴,說起這件開心事,他是一臉的眉飛色舞。

八十多載歲月,歷經各種身份變化: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演奏家、只能彈《黃河》的琴師、香港音樂院校教授、世界各地音樂比賽評審……往事如煙,但有一件舊事,卻如疙瘩般跟隨著他,常被記者提起:1966 年 9 月 2 日傅雷夫婦自殺的前幾天,李名強曾帶紅衛兵去抄傅雷的家。連續四日三夜的批鬥令傅雷受盡罰跪、戴高帽等凌辱,所以有些講法認為是抄家直接導致傅雷自殺。

「今天回看,會對傅雷的死感到內疚嗎?」我問。李教授沒直接回答,只描述當時經過:「那天我本來在家,黨支部打電話給我,說要到傅雷那兒抄家,叫我帶路……到了他家,我只說了一句『你要交代』,沒有做其他事。」他續說傅雷早被劃為右派,成份不好,兒子傅聰又逃到英國……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抄家並非自殺主因。

久遠的前因後果,自然只有當事人知道。或許,無論生者或死者,都只是歷史怒潮裡一抹翻滾的浪花?幾十年後,當人們再拿起李名強的 CD 時,他們所關心的,該只有音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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