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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路

2015/8/15 — 6:15

一如過去,不出半年利貝嘉就和傑分手了。那時我就應該想到,利貝嘉和妻其實走在同一條路上——即使沒有那一年的佔領。只是我們都不願去想。 (圖片來源:Louis Moncouyoux)

一如過去,不出半年利貝嘉就和傑分手了。那時我就應該想到,利貝嘉和妻其實走在同一條路上——即使沒有那一年的佔領。只是我們都不願去想。 (圖片來源:Louis Moncouyoux)

利貝嘉離開香港的那個周末晚上,妻依舊在深水埗探訪露宿者。之後,她說肚子餓了。

「想吃甚麼﹖」我看看手錶,晚上十點。我們吃了晚飯才往深水埗的。

「隨便甚麼都好,我餓得很。」妻拉一拉衣襟。於是我們隨意走進一家招牌閃著燈的,還在供應晚餐的西餐廳——說是西餐廳可能不太貼切:棉質粉紅色枱布穿了洞(幸好還乾淨),水杯是膠的(也幸好還乾淨)。妻埋首餐牌快速地翻著,一口氣點了鐵板牛柳、洋葱湯、蒜蓉包和焗田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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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加香蕉船和熱咖啡。」妻終於抬起頭來,「後上。」

侍應收起餐牌走了。我不作聲。妻已經戒吃紅肉一段日子了。她一直說吃牛殘忍。洋葱湯上桌時,我點了一杯啤酒。妻又隨手把酒乾了。算了吧,我決定放棄。反正也不是特別想喝酒,只是不想喝咖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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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年的佔領運動,我和利貝嘉就不至於這樣了吧﹖」

在回家的的士上,妻望著窗外,忽然說。我望向她。車子駛在曾經被佔領的大街上;兩旁的金飾店燈火通明,招牌上美女明星向我們親切地微笑。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

我沒有答腔。

「連她要移民了,我都不知道,」妻嘆了口氣,「三十年的朋友啊。」

那個晚上妻睡得很好——她一直背著我,而且非常安靜,安靜得我以為她在裝睡。我悄悄地下床,走到廚房,打開廚櫃;一如我所料,家裡只有啤酒,室溫的。我想了一想,決定妥協。妥協是生活裡必須具備的能力。

妻和利貝嘉是多年的朋友了。她們是中學同學。大家都說她們很像。的確,驟眼看去,妻和利貝嘉是同一類的外型;然而利貝嘉更高佻一點,臉小一點,腿長一點。這些「一點」加起來,畢竟讓妻和利貝嘉又很有些不同了。況且利貝嘉口齒伶俐,英文辯論隊成員,臉上沒長暗瘡。她們是要好的朋友,好到穿一模一樣的民族風布鞋。喜歡張國榮。寫信給對方。一直到分道揚鑣,她們從不齟齬。

不,不是因為那一年的佔領運動。不是的。

我和妻結婚的時候,利貝嘉已經離過婚了。那一年的初夏,妻打電話給利貝嘉,發現利貝嘉已從北京回到香港,這才知道她離婚的事。電話掛線後,妻向我描述利貝嘉的婚禮場面有多盛大:一式的伴嫁團禮服,五星級酒店禮堂,筵開三十席。妻一邊回憶(她也是伴嫁團成員),我一邊陪笑;相比之下,我們的婚禮簡單得多,只在註冊處辦手續,晚上兩家人吃晚飯。妻也贊同一切從簡,還說辦豪華婚禮太花精力。可是當時我還是在她的話裡聽到羨慕和感嘆。

「不過是兩年前的事,」當時的妻感嘆道,「竟然又離婚了。」

妻的口吻,彷彿是可惜那個婚禮,而不是那段婚姻。事實上利貝嘉才結過一次婚。妻說「又離婚」,是因為利貝嘉在婚前已有過許多段戀情,每次(包括這一次)都以女方另結新歡告終。我以為妻已經習慣了。

婚禮當日來的人比想像中多——原來我和妻的人緣比想像好。尤其是妻,她在民間團體的伙伴全都打扮整齊地來了。這伙人平時都是T恤牛仔褲,今天竟然打領帶穿裙子,我真替妻感到高興。是到了後來,我翻看婚禮當日的照片,才發覺沒有利貝嘉的份兒。

「怎麼,利貝嘉沒來﹖」我問。

「嗯。後來我沒再邀請她了。」妻說著,一面在處理文件。我瞄了一眼,是露宿者輪候公屋的個案。

「她剛回到香港,忙著找新工作,我不想打擾她。」妻說。

「沒辦法,她就是這樣的個性,甚麼都想試試看。這麼多年的老朋友我還不知道嗎?」妻又說。

那個晚上,妻獨自吃了一公升草莓雪糕。

利貝嘉的第一個男友是大學一年級時打暑期工時認識的。唱片封套設計師。據說之前跟某個新晉歌手傳過緋聞。利貝嘉跟母親說在宿舍溫習,其實是與男友到澳門玩。這些都是利貝嘉自己告訴妻的。妻當時與利貝嘉同一家大學的不同學系。妻讀的學系百分之八十是女孩子。

「那麼,他們到澳門過夜了﹖」我問。

「誰知道。」妻聳聳肩,一口氣吃光一碟炸薯條。我和妻都是屋邨學生,只能在這些小事上豪氣。

「不過,利貝嘉不會怎麼樣的。」妻把最後一條薯條放進口中,忽然說。

「甚麼怎麼樣﹖」

「就是不會怎麼樣啦。」妻不耐煩起來,大口大口地啜紅豆冰。利貝嘉已經是成年人,跟男朋友過不過夜也沒甚麼「怎麼樣」或「不怎麼樣」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然而沒有說出口。

當利貝嘉甩掉一個又一個的男朋友時,妻正忙於組織學系義工活動。妻說,公義不是口講的,要在生活中用行動證明。她又說,知識分子有責任回饋社會。我沒法證實這些話有任何錯誤;於是妻每逢假日晚上便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往露宿者聚居之處探訪。有時我會替她搬飯盒——用發泡盒裝好,一盒三十個飯盒。搬好了,我走到一旁,看著他們分發食物,向露宿者問候。我一面對妻的能力深感佩服,一邊想著派飯活動結束後往哪裡宵夜。糖水店的霓虹燈招牌在我頭上閃紅閃綠。我看著遠處興致高昂的妻,忽然感到相當疲累。

妻畢業後順理成章地加入民間組織,而利貝嘉的工作換了一份又一份:活動統籌、推銷、公關……不得不說,在感情上和工作上,利貝嘉的待遇愈來愈好。她是進取的,轉工時把自己關在家裡做功課,按不同機構企業的要求,打好一份又一份的履歷表、求職信。

「這是她的本事。」我在妻的奶茶中添一小勺糖,「她一向本事。」

 

「光站著那裡跟人說話就是工作啊。」妻咕嚕著,笑道,「一整天下來做過甚麼呢﹖」

這次我沒有笑,也沒有作聲。妻很快便轉話題了。

妻也許忘記了:類似的話,她在中六那年已說過了。那年校慶晚會,班主任選了利貝嘉負責對外宣傳和司儀,妻負責統籌。我覺得班主任實在了解她們的特長,而她們一裡一外的也相當合拍。晚會前一晚,大家在學校禮堂作最後的準備。利貝嘉側身坐在餐椅上,下巴抵著椅背,一頭長髮垂下來。她用齊了抑揚頓挫四種腔調,把開場時的講稿讀一遍,然後望著坐在地上的眾人,等候大家的評語。沒有人作聲,因為實在沒甚麼可挑剔的。然而妻說:「結語的部分,其實可以寫得更有情感。」

我還記得利貝嘉當時的神情:她坐直了身子,微微一笑,彷彿早就預料到這話。

「是嗎﹖」利貝嘉說著,咳嗽了一聲。

「還可以更好的。」妻只托一托眼鏡,從利貝嘉手上接過文稿,拿起筆來修改。

晚會當日,利貝嘉穿了一條小黑裙,高跟鞋,戴上妻借給她的,自己從未戴過的黑色小圓帽和水鑽頸鍊,理所當然地成為台上的焦點——台下是她親自打了近百個電話甚或上門邀請而來的嘉賓:校董、校長夫婦、辦學團體代表、區議員,還有其他學校的老師和學生會成員等。晚會結束後,大家的情緒依然高漲,嚷著要出旺角吃甜品。這一次,妻罕有地沒有同行。她說她睏了。

「一起來吧,」利貝嘉拉著妻的手臂,撒嬌似地,「別掃興嘛。」

「真的不去了。」妻把雙手插進大衣衣袋裡,抱歉地微笑,「你們去,把我的那份也吃了。」

於是利貝嘉在眾人的簇擁下走進地鐵站。我清楚看到,走進地底前,利貝嘉回頭看了一眼。然而那時妻已經走遠了。

大學畢業不久,利貝嘉就搬出來住了,市中心邊緣的一個小小單位。搬家那天,妻、我,和利貝嘉當時的男友都來幫忙;那天晚上利貝嘉在新居的廚房給我們煮蝦子麵,開了鮑魚罐頭和紅酒,算是答謝。

「謝謝你們幫忙。」這句話是利貝嘉的男友說的。他的名字叫傑。

「你婆媽甚麼﹖」利貝嘉笑道,「我們的交情容不下你插嘴。」

大家都笑了。

「嗯,」傑只好點頭表示同意,「聽利貝嘉說,你在民間團體工作﹖」

「是的。」妻呷了一口紅酒。

「她一向喜歡幫助別人。」利貝嘉笑說,「最擅長照顧弱者。」

我看了利貝嘉一眼;她滿臉笑容,似乎沒有嘲弄的意思。

「我是受薪的,」妻笑著解釋,「所以不能說是 “幫助”。」

「慈善團體﹖」傑又問。

「是壓力團體。」妻說,「慈善工作我們也做,但還會向政府施壓,爭取政策改善。」

「啊。」傑點點頭,望向利貝嘉。利貝嘉咬了一口鮑魚,笑著說:

「其實我不知道她在幹甚麼。」

我瞄了妻一眼。她的臉色不怎麼好。可能酒喝多了。

一如過去,不出半年利貝嘉就和傑分手了。那時我就應該想到,利貝嘉和妻其實走在同一條路上——即使沒有那一年的佔領。只是我們都不願去想。

那一年的佔領運動像普羅米修斯偷來的火種,把我城的真實照得通透清明;原來我們的腳下就是萬丈深淵,而我們一直走在懸崖邊上,在那裡歌舞昇平;我們每一個人,在火種前走過,都被照出一個最長最暗的影子,拉扯著、延伸著,一直到懸崖下的最深處,那裡有良知、虛無與計算;衝動與恐懼、抉擇與審判。那段日子妻和她身邊的人熱情而茫然,像雷電下奔走於草原的馬,冰冷而激烈的雨水打在血液翻騰的肉身上,而籠牢在背後一直吸引著他們回去。妻忙得不可開交:每天讀報、看新聞、拍枱評論,周末和同事到佔領區支援,送物資,好幾個晚上在那裡過夜。對於妻的選擇我一點也不訝異;她說這是她(和我)這一代人虧欠了年輕人的我也認同。於是,當妻在社交網站上讀到利貝嘉的言論時,就大吃一驚了。

「我以為她就算不支持,至少也能理解。」妻說,「怎麼會……」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我試著安慰,但又覺得自己所講的沒甚麼具體意思。妻好像忘記了,當年搬家那個晚上,利貝嘉的那句話。而事實是她們在佔領發生之前已有一段時間沒聯絡。

「我們這一代人,骨子裡仍然是殖民精英主義者,」妻的手捏著啤酒罐,幾乎將之捏碎,「若靠我們能改變這個社會,學生就不用冒這些險了。」

這種言論一向是妻的日常用語。「你會跟她討論嗎﹖」我試探著問。

「我不想跟她爭辯。」妻搖搖頭,把酒往嘴巴裡灌,「畢竟朋友一場。」

我相信妻這話是真心的。她和利貝嘉從來沒有爭辯過;所以最後只能各行各路。

利貝嘉移民的消息,是傑告訴我們的。十月底的周末我們在佔領區的物資站遇上;傑捧著兩箱礦泉水;他那短髮、披著格子披肩的妻子,拿著好幾袋乾糧、口罩和保鮮紙等。傑看見我們,顯得很高興,幾個人就站在帳蓬前聊起來。他的新婚妻子是個護士,一直站在傑的身旁微笑。利貝嘉移民的消息,就是傑告訴我們的。

「利貝嘉要走了。」傑托一托眼鏡,「你知道嗎﹖」

「哦……」妻的反應比我想像中冷靜。

「她跟未婚夫到新加坡。」傑說,「下個月尾。」

「嗯。」這是妻的回應。

「說是開一家人才培訓公司。」

妻保持微笑,在傑的妻子的手上接過物資,遞給負責分配的義工。

「挺適合她的。」妻終於說。

那天晚上妻異常地靜默;和傑分開後,她在佔領區走了好幾圈,我在後面幾乎跟不上。兩旁的人在聊天、靜坐、閱讀、爭辯。妻飛快地略過他們,像要穿過時光的隧道,回到過去的某一處。

我站在當地,任由她遠去。

利貝嘉離港前的一天,佔領區清場。妻在電視旁,看著被逐個抬走的人,默默地流淚。

室溫的啤酒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難喝,我想。就在只剩最後一口時,妻出乎我意料披著外衣從睡房走出來,坐在我身邊。

我把啤酒罐遞給妻。妻接過,沒有喝。屋內沒有燈;我靠著窗外的燈光,看見妻的短髮的剪影;髮梢安靜地在夜色中低垂,如同一雙雙冬眠的飛不起的翅膀。

「其實利貝嘉是對的。」妻抬起頭,小聲地,「她比較快樂。」

妻背著光,我看不見她的表情。

「誰知道呢﹖」我鼓起勇氣,捉住她的手說,「路是自己揀的。」

妻轉過來,看著我,默然一刻,然後嘆息。在黑暗中,我但願那是釋然的微笑。


(本文曾刊於《阡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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