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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戲劇發展的一點空白

2015/5/3 — 12:08

同盟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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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羽】

不論您偏好黃色、藍色,抑或其他五顏六色,無可否認 2014 年是一個令人覺醒的年代。社會的面貌、我們的生活,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2015年或以後,可以如何走下去?

不說別的,先從我們自己的本位說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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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表演 成行成市?

到底現時香港的戲劇活動有多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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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摘要2011/12》顯示:「截至2014年12月2日……表演藝術節目場地共53個,包括康文署轄下的演藝場地、藝穗會、各大學附設的會堂及劇院、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香港遊樂場協會麥花臣場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青年廣場……」。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較早前舉行的「舞台上的平行空間」展覽,亦展出一幅以劇場觀眾席為數據的本地劇場分佈圖,當中預示了未來即將落成的東九龍文化中心及西九文化區。如此看來,表演場地其實並不缺乏。只是表演團體如何能夠成功租用、使用或駐場,又是另一回事。

至於節目情況,按上述的報告所述,雖然「戲劇觀眾人次及場次增長放緩」,但該年度有 570 個戲劇節目,共 2,752 場次,較 2010/11 年度尚增加了 17%。只是當中有多少個是業界所謂的「One Week Show」(即星期五至日只演出四至五場),報告便沒有明確顯示。

所謂「成行成市」,「行」是行業,「市」是市場。香港現時的戲劇活動,到底是否已成行業,並有市場?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資深藝術行政人員鄭新文教授說:「理想環境=財政、設施及人力;所謂理想是要提供讓藝術家能最舒暢地發揮藝術潛能的氣氛和條件。」我認為這裡的關鍵詞是「人力」、「藝術家」。

香港劇壇的人力資源又如何?

根據港英政府時期市政局的運作,1977年開始出現了多個直到現在仍然活躍的「旗艦」團體,自此譜寫了本地職業化藝團的歷史。至於第二波的劇團發展,也許就是現時香港藝術發展局以年度計劃形式資助的多個小型劇團。與此同時,已經三十周年的香港演藝學院,每年逾百畢業生,他們畢業後除了投入藝團工作,一部分自組劇團實行「創業」,另外更大部分成為了自由身戲劇工作者及學校戲劇導師(Freelance)。

由此看來,戲劇界的「人力」應是不缺的,至於當中多少個能夠成為「藝術家」,當然端賴本身的天分及努力,以至於社會環境的配合。「香港的戲劇生態已經維持了一段很長時間,如果仍然沒有人去策劃和制訂政策,香港劇壇未來十年到底可以怎樣?」一九八九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姚潤敏不無感慨地說。

但是,戲劇人如何確立自己的定位,從而爭取參與政策的策劃和制訂?

是他也是你和我

文化研究學者陳雲認為 1998 年香港首屆立法會選舉,文化專業包括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中,文化的定義不清,演藝、出版竟然與文化分割,顯示當時政府的文化概念紊亂。香港藝術發展局自 1995 年成立以來便包含藝術範疇代表,即是由各個界別投票選出本身的代表擔任委員。可是每次選舉的選民登記過程,在區別選民的定義亦屢有爭議。

香港戲劇協會受香港藝術發展局委約,於 2011 年進行了名為「香港劇場工作者現況調查」,執行過程當中曾提到:「是次調查類近全民普查,沒有進行任何抽樣程序,因此無需考慮抽樣回應率。另一方面,香港目前尚未有具代表性的劇場工作者登記制度,所以亦無法計算回答者佔整個行業的比重。」既是「類近全民普查」,但又「無法計算」有關的比重,可見「劇協」即使有心為業界進行調研,也難以達到科學化的分析。最終便是:我說自己是「職業」戲劇人;你說自己是「專業」戲劇從業員;他說自己是「非全職」戲劇工作者……

自身沒有一個被認同及明確的身分,如何能為業界發聲?

同盟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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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空白的第一步

反觀香港最傳統的表演藝術──粵劇,自 1953 年便成立的香港八和會館「以宏揚傳統粵劇藝術,保障同業權益和生活福利為宗旨。」「八和」開宗明義悍衛業界權益,例如汪明荃主席曾於 2011 年親自到中聯辦拜訪宣傳文體部,要求關注內地粵劇團來港演出神功戲,以免衝擊本地戲班的重要演出收入來源。除此之外,「八和」在爭取延續新光戲院租約、拓建油麻地劇院,以至申請活化古蹟成粵劇文化中心等事項,每每都是明刀明槍,毫不含糊。「八和」的登記會員大約一千,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總之名正言順,行事便出師有名。

「界定專業界線,對現時的機制作出檢討,真正以本身的期望出發,而非爭取所屬劇團利益……」正在協助籌措「香港專業戲劇人同盟」的姚潤敏如是說。她與其同盟志士,顯然知道團結業界的工作並不容易,尤其是如何將「職業戲劇工作者」作出定義,然後凝聚各人的不同期望或要求,整合議題繼而與資源分配者正面商討。我覺得「香港專業戲劇人同盟」最終到底是否如粵劇界的「八和」般發揮工會作用,能與資源分配者或支持者作出平等而互動的良性溝通,這一切的發展似乎仍是言之尚早。但倘若永遠沒有人願意走出第一步,那麼後來者如何為繼?

事實上,2014 年讓我們學到的其中一樣事情,就是要主動爭取話語權。正如李歐梵教授說:「文化本來就很難以用管理學那套,甚麼都計算。但如果不管理,不量化,政府又覺得控制不了,但換個角度說,一制度化,文化、創意、藝術就玩完了。解決方法不是沒有,是政府在文化創意方面實行非制度化,減少制度,放鬆制度,just relax!給香港人多一點空間和自由,特別是那些小型的藝術文化團體。」

以往沒有的空白,不等於永遠也不會出現。

(原文刊於 I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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