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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Camus大愛實而不華 《卡繆・義人》 駕馭馴服了的激情

2017/6/28 — 10:39

《卡繆・義人》
(圖片來源:天邊外自由劇場 facebook)

《卡繆・義人》
(圖片來源:天邊外自由劇場 facebook)

2017年正是俄羅斯沙皇政權被推翻的一百週年。《卡繆・義人》的原著Les Justes中社會革命黨發動的恐怖炸彈襲擊也許沒有在當年革命過程中產生轉捩性關鍵作用,但卡繆在這件真人真事當中所看見人性的光輝,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充滿逼切性,讓當今世人不得不反思現今世代的二元思想,恐怖相對正義、革命相對保守、感性相對理性,這一百年來人類的思想文化是進步了,還是已退步回到沙皇的年代?

卡繆的智慧在於他文字中的耐性:他的書寫一早意識到未來的存在。雖然作品面世不足一百年(1949年出版),在當年來說,這一件於1905年發生的真人真事很容易令人墮入因與事發時間距離短而激起個人經歷情感投射,如迴光反照一般,成為表面的情緒;然而,卡繆沒有依賴真人真事情節上的melodrama,他選擇使用被馴服過的文字,徘徊在激昂與深思熟慮之間,呈現比寫實主義更大的歷史主義現實。(正如寫一個故事要挑動曾經經歷過六四的中年人的神經,比要挑動沒有經歷過六四的年輕人的神經,需要更高寫作情操)沒有刻意為人物的小習慣加上文字修飾,雖然每一個角色都像能言善辯的大學教授,沒有像寫實主義般為角色加上日常用語,但由於各自都代表了一種差別很大的意識,角色的意志色彩衝破了文化及語言上的限制。卡繆毫不吝嗇地抽取自己內心的體會作為提昇文字質感的素材,說的都是在大是大非下無暇作多餘修飾的心底話,成功在對社會發牢騷的激情文學與哲學理論評論之間綻放了自由奔放的思想激流體裁。

除了歷史時空上的宏觀,卡繆的內容也透達了文化上的包容和惻隱。人物的角色沒有矯扭造作:詩人、戰士、領袖、愛人,都是從原始人類關係的角度出發,沒有限制於某個年代的社會背景。坦蕩蕩的筆觸對迂迴的社交忌諱心理描寫沒有興趣,令對話的交鋒直接了當,減少了翻譯時遺失在語言文化上因約定俗成導致的誤差。相比同年於美國誕生的劇本《推銷員之死》,Les Jesutus是另一個層次的真實,亦不同於布萊希特作品的地道及社會化。正如大公爵夫人在獄中與詩人見面一幕,文字的認真和沈實提供了劇場中一線比較私人、接近神聖的曙光。反映了當年法國人實而不華的美學,對大愛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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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潔的心靈對話令戲劇添加了傳說般的質感,尤其是最後兩幕。正如於1905年歷史上真實的大公爵夫人在獄中與投放炸彈的Ivan Kalyayev(1877-1905)在監獄中對話,這個秘密的會面,對於當年熱烈關注事情發展的公眾一定存在了很大的「八卦」想像空間,成為了傳說的起點。劇中這一場同樣埋下了幻想的蔭霾:與前三幕不同,公爵已被炸死,所有角色都已經沒有可以執行的實際行動,剩下來都只是心靈上的妥協,卡繆利用了這種極端的情景,令角色在這一種只能夠追求形而上的神聖精神狀態下對話。甚至在最後一幕,知道愛人將要被處死的Dora迫不得已同時代表了辯論的正反雙方,在撕裂的意識中成為了精神上犧牲的象徵,完成了傳說般超越人類日常生活可承受的精神追求。

但同時,卡繆對戲劇文學的了解令他沒有在博大的文字下忘記戲劇性對話中必須保持非常實際的人物衝突。正如剛才提及大公爵夫人與殺害他丈夫的死囚之間的對話,正是心靈上是否妥協的博弈;卡繆每一句連珠爆發的形而上辯論永遠指向死囚Yanek在生存與原則之間的妥協,他取捨的困難與他作為知識、人權分子及他對道德理解的背景有關,他的信念影響他的抉擇,因此所有形而上辯論必須透過演員對角色過去的設定作支持,才能令戲劇有根有據。大公爵夫人(莫家欣飾,亦演Dora)的切身之痛在身體語言、服飾及演員的選擇中都傳達了該幕在心靈對話上所需的赤裸,能清晰看見夫人與公爵在生前的關係,夫人自己對道德的看法。演員憑著對人性憐憫的情感可塑性,讓文字在適當的時候觸及演員自身的內心,流露了對社會時代真摯的看法。Yanek(袁巧穎飾)的爭辯保持著足夠的強度,但因未能看見角色背景的信念,苦惱背後欠缺意志邏輯,令二人的爭論脈絡不清,情感推得太前而有點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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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黎濟銘飾)的內心矛盾來自他對過去的悔恨,有合適的色彩處理。演員純熟運用停頓及爆發,無牽無掛的漂泊與堅定,令矛盾穿梭於他人與說不出的自身,成為了頭三幕的重要衝突動力。少年(陳庭軒飾)的角色細緻,演繹上運用不同節奏,色彩雖然吸引,但這些小動作不知從何而來,欠缺意志與背景上的支持,少年第一次出現時的顯出格調異於其他角色,甚至令人誤會該角色可能是埋藏下的伏線,但其作為社會那一類人的聲音,卻有點模糊。卡繆的文字充滿詩意,有點內向的思想方向,容易被演繹成自憐自愛的註腳。在導演簡單的配置下,服飾與翻譯都識當地沒有刻意重新塑造特定時空,令卡繆的文字保持原有形態。故事的主旨充滿動力,令筆者沒有時間留意翻譯用詞的現代與否,語言問題亦無須刻意解決。當然,這也來自導演以明快節奏處理,加強了流暢性。有興趣了解歐洲20世紀思潮,與現今非黑即白文化作比對的觀眾,實在不容錯過是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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