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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will find a way ── 全球藝文補助刪減趨勢下的表演藝術未來

2016/12/29 — 14:08

Stadsschouwburg-Amsterdam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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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文:耿一偉(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

十一月下旬,我利用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藝術總監史萊西默德(Christophe Slagmuylder)來台北的時候,藉機問他對歐洲藝文補助不斷刪減,對表演藝術圈的影響的看法。畢竟2015年初他來台北時,那年布魯塞爾藝術節也將遭受預算被砍的政治壓力。「我覺得最大的影響,是年輕的創作者,因為預算縮減,政府只能把餅分給那些已卓有成就的團體,像是比利時羅莎舞團這種國際大團,可是小團就沒機會了。這些大團大多崛起於八零年代,現在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政府也不敢得罪他們。」他看看我,揮了揮手,繼續說:「所以現在年輕團體開始在串連,尋找新的創作模式與空間,到底會發展到甚麼程度,一時也還看不出來。」

他又跟我強調,後來布魯塞爾藝術節的預算雖被挽回,但就整體趨勢來說,歐洲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差,比利時還算止跌,但鄰近的荷蘭大幅刪減藝文補助,只有像阿姆斯特丹市立劇院這種有國際聲譽的公立劇院,才能不受影響。其實不只歐洲,像澳洲在這兩年也經歷國家藝術基金會預算被大筆挪用的情況,藝術家走上街頭抗議,但也抵擋不了政治趨勢,許多小團面臨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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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利時或荷蘭這樣的小國來說,當地機會少,往鄰近較大的國家如法國或德國發展,是近十年來的趨勢,一些導演如荷蘭的約翰・西蒙(Johan Simon)或比利時的盧克・帕西瓦爾(Luk Perceval),拜德國經濟強勢與大量藝文補助之賜,都有不錯的成就,甚至擔任藝術節與劇院總監。

近兩三年來,我收到國外團隊的自我推薦信,也有大幅成長的趨勢。國際表演藝術界是個很小的圈子,加上網路的便利,許多歐洲國家的團體都把亞洲當作未來發展的市場,尤其韓國與中國,每年十月在首爾與上海的表演藝術交易會上,都可以看到大量來找機會的歐美經紀人或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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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開始形成一種看法,是當代國際表演藝術界,會更接近以巡迴劇團為主的古老時代。當代劇團或舞團,在某種程度上是全球化時代的巡迴劇團,四處遷移,不斷尋找演出機會。如同當年莫里哀的劇團,在每個小城都停留個幾天,如今這些國際團隊也是每隔兩三年才來演出一次,所以每次到訪也能維持新鮮感,受到觀眾歡迎。一部分原因,在於能邀約這些國際團隊的,都是藝術節,都是在節慶的經費架構下,讓表演藝術成為一種事件(event),超越日常生活的現實考量。前一陣子魁北克導演羅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在墨爾本演講,也強調劇場唯有將自己變成一個事件,而不只是演出,才能在未來生存下去。畢竟表演藝術有成本,要用票房來維持營運,根本不可能。只有在節慶具有揮霍本性的人類學態度下,才有足夠的預算可以邀約。所以表演藝術團隊,若要能生存,就得把眼光放大,在那些可以邀請的國際城市中不斷穿梭,成為每個地方的事件,而不是安於過往固守一個城市或劇院的模式。其實,在十八世紀之前,歐洲各地城市在開始大量興建城市或國家劇院之前(這也跟建築技術的進步有關),絕大多數的劇團都是巡迴劇團,四處為家。第二原因是全球化的結果,廉價航空是未來趨勢,機票成本也都相對降低,不但出國更容易,國際巡演的成本在降低,網路也讓國際聯繫更容易。

至於美國,早在九零年代初,國家藝術基金會的組織與預算遭大幅縮減,導致團隊更加仰賴企業贊助,但也造成為符合贊助者口味而導致藝術品日趨保守的趨勢。前林肯藝術中心總監麥可・凱薩(Michael Kaiser)在2015年新書《幕起幕落?美國表演藝術的未來》(Curtains? : The Future of the Arts in America),就對美國未來二十年的表演藝術前景,感到擔憂。他的預測恰好與史萊西默德說得很像,只有大團可存活下來,票價是有錢人才出得起。不過我今年初去紐約參加全美表演藝術經紀人協會(APAP)年會時,還有一個感覺,是美國本土的巡演機會已經夠多,他們的內陸市場已是某種國際市場。但在特朗普選上後,到底會有何影響,尤其是對中小型團隊,還需要一段時間觀察。

或許危機也是轉機,如同史萊西默德說的,新的創作方式與組織正在形成。其實,補助刪減所影響的,只是依賴這種模式生存的傳統劇團。如同氣候變遷造成恐龍滅絕,哺乳類興起一樣,表演藝術並不會消失,改變的只是活動形態與收入方式,而那些懂得適應並主動創造優勢的團隊。將會成為新時代的霸主。Life will find a way。

(原文刊於 I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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