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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兩年前的議員褫奪史:以「強世功思想」為例

2018/7/6 — 10:39

香港關於「一國兩制」的爭論,無日無之。關於兩邊權責的問題,在香港,多數是理解為一個法律或憲制問題。例如上一次最大的震撼——即中國用宣誓問題來剝奪六個民選議員議席。中國那一邊祭出的語言,都是「憲法」、「一國」甚麼的,似乎也是關於憲制安排,也挺像回事。

其實我們到今天亦未必很理解當時發生了甚麼。隨著補選潮起潮落,新議員入局,似乎一切已經撥亂反正,但當時那件事的本質和教訓,仍然有待發掘。其實那件事與法律和憲法一點關係都沒有,即使中國在那件事拋出了很多法律和憲政詞彙,又有很多條文的文字遊戲。

法學家眼中的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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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答案,我們不妨看一個人。這個人叫強世功,中國法學家,他在2004至2007年於中聯辦研究部任職;2014年,震撼兩地關係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他有份執筆;釋法之後,他的下一站是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做執行主任。有這些行狀,可見他在局中的影響力;至少他是其中一個接近權力的香港政局詮釋者。

六名議員被DQ,是因為他們宣誓不跟誓詞嗎?是一個法律問題嗎?其實不是。那是一個政治問題。2016年,海外習系網媒《多維》刊出了強世功的訪問,題為《強世功:一國兩制亟須走出「鄧小平時代」》,談到DQ和人大釋法,他的意見總結大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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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港獨」主張者大舉進入立法會。我們面對的問題不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問題,而是香港立法會作為中國基層地方政府的一部分,能不能成為分裂國家的合法政治平台?//

//不少人試圖用香港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選舉自由等為「港獨」存在尋找法律依據,完全忽視為香港法律提供正當性和有效性的這一政治基礎,忘了法治的憲制基礎乃是政治。//

//這次人大釋法考慮的主要不是法院怎麼判決,而是香港政局本身的穩定和立法會的正常運轉……這次人大釋法並不是衝著高等法院來的,也並非如法律界所言對高等法院不信任,其目的是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解決分歧,恢復香港秩序。 人大釋法的目的和功能就是我們常說的「定紛止爭」。//

因為宣誓問題而被DQ 可能是最好的結果

即是說,中國從一開始就把港獨派和自決派派進入議會,視為政治問題和敵我矛盾,而不是宣誓和法律問題。宣誓和法律問題只是中國「定紛止爭」的工具。當時甚至到現在,仍有很多「民主支持者」視當時的問題,乃個別議員「玩出火」,咎由自取。這種簡單和微觀的執著,忽略了宏觀大局。很簡單的是,為甚麼由梁國雄在2004年以來宣誓加料以來,一直都沒有問題,議長容許再次宣誓,以致宣誓加料,變成進取議員的例行公事?因為2016年之前,香港沒有分離主義,沒有自決主張,簡單來說,就是沒有威脅。

過去很多人以為議會守住了甚麼,但很抱歉,其實從結果來看,沒有功德,因為中國能夠容忍。在2016年之前,再激進的,都是站穩「香港屬於中國一部份,大家都是中國人」的「大是大非」。中國從來不認可立法會是一個討論事情、制衡政府的機構,而是認為立法會(及法庭)的功能是協助政府施政,一個圖章,而不是制衡和反對的機構,而是「建制」的一部份。

一旦本土主義者和自決論者進入立法會,就像他的電腦系統被入侵了,香港就會出現建制層面的反抗,比起2003年田北俊倒戈反對23條還要可怕。正如強世功十分老實地坦露,本土派和自決派在議會一旦生根,這些病毒就會「打著紅旗反紅旗」,香港的政治建制就會成為分裂中國的平台。所以事情其實與宣誓一點關係也沒有,問題是他們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認為「香港是中國一部份」這個政治表述是可以質疑的。

當時這些議員因為宣誓問題而下馬,可能已是最好結果。如果他們乖乖安份的宣誓,中國就要找其他方法擊落他們,手法一定更加殘酷,可能是用黑材料令議員自己退出、可能是將他們暗殺,誰知道?

法在政治之中 還是政治在法之中?

對中國而言,DQ問題不是法律和宣誓是否真誠之類的唯心問題,而是政治上一個敵我問題。中國的世界觀用這句話就總括了:「法治的憲制基礎乃是政治」。在香港人心目中,「政治」在「法」之中。所以政治鬥爭、國族認同這些政治問題,要用法律和憲法來統攝。因此言論、結社和思想自由的原則,保障個人,保障個人免於捲入政治鬥爭的叢林狀態。

但在中國傳統中(不只是有中共以來),「法」卻反過來在「政治」之中。憲和法,僅是「政治」行事和鬥爭的工具,而不是依歸。在中國的語境中,法律是一種現象,一種由永恆不變的政治鬥爭結果,所界定的現行秩序;憲法和法律,並不是一個無所不包,人人平等的理想,而是一個現狀,一個由政治鬥爭分出勝負之後,所界定出來的、具等差的政治秩序。例如:人大常委並不在《基本法》的統馭範圍。例如《基本法》的釋法權在人大常委會手中,其實不是法理、程序和法源的問題,而是恰恰表示了政治鬥爭的勝負,統御一切的原始狀態。 

德國保守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對於國家主權和法律關係的理論,就廣為影響現在的中國學者。他認為政治的首要任務,是通過「恆常的緊急狀態」區分敵我,從而捍衛主權。(《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1927)  所謂法治與議會, 是不濟事的笑話。當然他當年的靈感可能是來自混亂的威瑪共和,但這套思想被後人繼承下來。深受施氏影響的,大概也包括強世功等。中國透過釋法介入香港,從而「定紛止爭」,就是這所謂的「緊急狀態」。

兩年前,這個緊急狀態一出現,香港就進入撕裂,大家各就「支那」一詞和分離主義表態。中國不在乎香港撕裂,對她而言這是堅壁清野,用以區分敵我。在「支那」的問題上,由親北京派、平時不管政治的歷史學界、到自稱激進派的、到泛民,以至公民社會,你和我,都站穩在反對的那方,而這區分敵我的政治動員,恰恰是最傷害香港人最在乎的法治社會。當年的堅壁清野,其實就是區分敵我之後,施行多數人的暴政,一場盛大的人肉宴。 

無法無天的起源

在2011年《開放雜誌》刊登了辛子陵的長文《玩弄憲法的兩面派》,裡面提到毛澤東曾經說過這句話: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臺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 

(注:關於這段話的真偽也有人考證和辯論)

從毛澤東到現代的黨國理論,一脈相承,由粗獷到精緻,但說的還是一件事。但法律是香港人幾乎唯一的語言,這弔詭地形成了香港人保衛法治社會的局限。借用維根斯坦早期的一句名言:「我的語言就是我世界的局限。」(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s the limits of my world.)  套用在香港的政法局面,可見一斑。香港的法治傳統十分豐富,也構成了我們的思想習慣,但也是因為花繁而障目。而面對中國,我們也許要惡補另一種陌生的語言和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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