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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隱還現 — 澳門文化遺產保育下的公民生成

2019/1/3 — 15:00

【文:Sunfai】

2017 年因為想與兩個小孩出埠渡假兩日,太太在網上找到路氹的大型酒店有房間內竟有私人小泳池(其實就是大水缸),在「人一世物一世」、「一生總要豪一次」的心理作用下,於是在 8 月底時去了澳門兩天。是的沒有錯我們正是在天鴿肆虐一週後造訪澳門的。凌亂的市面與燈紅酒綠的賭場酒店形成巨大反差,瘋堂斜巷附近的老建築、氹仔嘉模墟附近的橫街窄巷令我為這城留下美好的印記。

進入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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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趟澳門之旅前,我剛好在飛機上看了一部令人驚艷的電影 —《骨妹》。在韶華老去的按摩技師情誼回溯之外,導演對澳門於回歸後急速變遷的感嘆,讓我意識到這城市還有很多經歷不為外人所道。歷史著作中總會提到澳門在過去 500 年的重要性:澳門比香港早開埠數百年,與長崎、馬尼拉、琉球、馬六甲等地撐起了區域與世界的貿易,利瑪竇也在這裡開始其中國之旅……但只有走進這城市的時候,我才注意到自己對她的無知,並有意識地希望閱讀更多澳門有關的書籍。

世事就是這樣的奇妙,2018 年,台灣和香港分別出版了好幾本介紹澳門社會的書籍。當中李展鵬著、台灣遠足文化出版的《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讓我對這城市有了個基本印象,而香港城市大學出版、譚志廣著的《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公民參與的策略》(下簡稱《澳》)則提供了上佳的「專題案例」。(史唯的《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一書也在 2018 年於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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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廣《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公民參與的策略》

譚志廣《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公民參與的策略》

文化遺產保護的社會背景

作者譚志廣多年來熱心投入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為澳門文物大使協會主席,亦有不同的公共參與。譚於 2010 至 2015 年期間於廣州中山大學攻讀博士,《澳》書便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1999 年澳門成為特別行政區,並於 2002 年確立擴充賭業及旅遊業的政策,為澳門帶來新一波的經濟發展,也埋下了民間對城市發展反彈的伏線。2005 年「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一方面促進了澳門居民對本土文化及澳門身份的認同感,也為澳門公民介入文化遺產保護創造了新的條件。

根據譚博士的介紹,葡澳政府早於這 20 世紀初就有一些針對「紀念物」(monumentos)及公共建築的保護措施,到 1960 至 70 年代陸陸續續推出更多的政策,但保育思維全都是由上以下、以政經精英的邏輯來進行,澳門民眾事實上參與極少,也沒有擁有感。

然而在 2000 年後澳門民眾對本土文化和本土身份日益關心,日漸增多的發展項目引起多次的保育行動,作者在書中以 2006 年開始的「護塔行動」以及 2013 年開始的「守護路環行動」來闡釋澳門公民行動的演變。

圖片來源:守護路環 Facebook

圖片來源:守護路環 Facebook

迂迴策略的澳門脈絡

《澳》書提到,為了反對澳門政府讓地產商及澳門中聯辦在松山腳下興建超高樓而阻礙到松山燈塔及澳門舊城的天際線,「護塔行動」觸發了社會的跨界動員,除了專業團體的發聲外,居民聯署、政治游說等都紛紛開展起來,及後倡議者更透過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投訴向中央政府施壓(在一國兩制的設置下,中國政府代表澳門特區與聯合國接洽),並喊停涉事的中聯辦大樓及地產項目。作者提到當時不少支持「護塔行動」的澳門居民並不習慣公開自己的身份,部份參與者(尤其是專業人士、公務員等)只能以匿名的方式提供支持。但於後來的「守護路環」行動,參與的居民已更習慣在社交媒體、大眾媒體前表達自己的觀點,公民的權利意識與身份在 10 年以來慢慢生成。

不得不提的是自 1960 年代的「一二.三事件」以後,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社會政治已有充份的掌控,建制政團、社團組織等與澳門社會高度整合,這與香港的情形十分不同。然而在書中提及的兩次保育事件中,建制制力基於民間倡議網絡的聲勢而未有為澳門特區政府站台,反而或多或少地站在民間保育團體的立場,展現出澳門的政治圖景比我所理解的要複雜多變。

見微知著

《澳》書改編自譚志廣的博士論文,從介紹事情來龍去脈的角度已經顯示出作者及編者的用心,惟由於此書(或作者的研究本身)聚焦於以公共行政的角度解讀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中的公民參與模式,而作者對澳門文化身份、文化保育、社會背景的介紹相對單薄。對不熟悉澳門的讀者(如我)來說在閱讀時便會冒起不少疑問,也影響了閱讀的節奏。

比如聯署、抗議甚至更激烈的示威行動對香港市民來說可謂見怪不怪,那為何在「護塔行動」中澳門市民卻不習慣於公共領域的公開行動?澳門的社會運動處於怎樣的狀態?過去的發展如何?又或者是,澳門的社會及政治光譜如何?以作者譚志廣為例,他既是澳門積極的文化保育運動參與一員,亦是甚得澳門政府及澳門中聯辦支持的澳門青年聯合會副理事長。這與香港的社運參與者多為政治反對派的狀況頗為不同。

再者,書中提及「護塔行動」中民間倡議網絡的國際連結最後「導致」中央政府召見澳門特首及中聯辦官員調停事件(特別是中聯辦新大樓的高度)。雖然說中央政府代表澳門特區政府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應有之義」,而倡議者的國際連線確實如作者所言、以迴力標方式由中央向地方增壓並導致「成功爭取」。但行動者們如何評估中央高調插手澳門特區的「內部事務」呢?「一國兩制」在澳門是如何被理解呢?要回答這些問題,可能要先更了解不同行動者間的位置、與澳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關係厚度,以及中央政府在澳門的角色等議題。

這樣提問我無意比較港澳間的優劣,而是要提醒自己在嘗試理解澳門的時候,必須充份注意到要從澳門的脈絡入手,不然可能帶來相當大的誤讀。

從理解中找到力量

港澳兩地社會差異甚大,然而兩地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特別行政區,都號稱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都以《基本法》的形式作為憲制框架來支撐著未來幾十年的探索。然而我自己對澳門的認識及了解卻十分有限,而我猜對香港市民來說亦然。

據悉澳門過去的本土身份、本土意識薄弱,關於澳門自身的媒體創作及學術研究都十分匱乏。我在網上及圖書館查了一下澳門的資料,發現當中大陸學者及研究單位的研究資料佔了一大部份,這情況在《澳》書中的參考文獻亦可見一斑。令我略為詫異的是,《澳》書列出的參考文獻以政策文件及媒體報導為主,而討論澳門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的文獻並不多見(多為內地學者之研究,除了兩本香港學者盧兆興的著作);而較為理論化地處理澳門人身份認同、澳門殖民/後殖民處境的參考文獻更絕無僅有。這究竟是作者的研究角度使然,還是澳門缺乏這方面的研究,尚待進一步了解。無論如何,隨著澳門本土意識及公民意識的冒升,更多有澳門主體意識的研究與書寫有可能會慢慢出現,而香港、台灣的學術界以及出版業能否提供支持,至關重要。

近代以來,港澳既在帝國的邊緣,與國際的連結又讓兩地展示出獨有的風景。「一國兩制」於兩地已實施了約 20 年,今天政經精英不遺餘力地以官方的「大灣區」置換更民間更有歷史感的「珠三角」、「省港澳」,如何促進各地民間的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對我來說是事關重要的課題。也正因如此,城市大學出版《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公民參與的策略》及相關的書籍,便顯出重要的時代意義。

習近平、林鄭月娥、崔世安等出席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政府新聞處圖片)

習近平、林鄭月娥、崔世安等出席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政府新聞處圖片)

Sunfai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曾任職環保組織,近年專注於中國大陸的社區發展工作。家住鴨脷洲,創立並參與「鴨脷洲變形記」專頁、社區報《南圖》等社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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