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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方之珠變成屁股上的暗瘡 — 讀《邊緣上的香港》

2016/10/20 — 12:43

1997 快點兒到吧,八佰伴衣服究竟怎麼樣?
1997 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啦!
1997 快些到吧,讓我站在紅磡體育館。
1997 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場。

廿多年前,大陸歌手艾敬這樣唱出她對香港、對九七的期待[i]。歌中心情,反映了當時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想像:那是東方之珠,一個令人仰望憧憬的地方,一個充滿娛樂、消費、趣味的現代城市。

事隔多年,情況發生什麼變化?「以往香港是中國透氣的一扇窗,位置舉足輕重,但據我所知,香港人今天在中國的眼中,且也不避鄙俗地說,只是屁股上的一粒暗瘡,很annoying。」[ii]長期在北京工作的香港電影人施南生這樣描述今天的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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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廿多年來的變化,豈是「滄海桑田」四個字可以道盡?中國大陸看香港的目光,何時有了如此翻天覆地的改變?香港是如何被觀看、被理解、被書寫、被論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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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述?多麼離地!

在今天的香港,講「論述」似乎是很離地很奢侈的事。

可不是嗎?今天,社會大講抗爭,就連遊行示威等公民行動都被認為是「和理非非」、「嘥氣」,更甚者,「勇武抗爭」、「抗爭無底線」等說法也不乏支持者。當壓迫步步進逼,人心浮躁不安,社會怒氣爆發,要靜下心來爬梳歷史,理清論述,再從理論層面了解今天香港困境,談何容易?

駱穎佳這本新書《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對於當下的香港來說,意義特殊。他似乎講得很遠,但很多問題又其實很切身。作者梳理了在過去一百年裡,在中國不同的政治氣候中,「香港」作為一個邊緣的城市(殖民地)、一種難以定義的文化(不中不西)、一個無以名狀的概念(在華人文化、西方殖民、國族主義、本土認同與全球化之間徘徊),是如何被中國論述的。

經過駱穎佳的梳理,一幅幅 Made in China 的香港圖像漸次輪廓分明:在五四運動期間,香港被鄙視為一個落後的地方,香港文化被視為一種低下的「雜種文化」;在六七十年代的紅色革命時代,香港被描繪成在資本主義中墮落之地,香港人是一具具被剝削摧殘的可憐身體;到了改革開放,「香港奇蹟」被建構,香港的經濟成就被鑲嵌入國家發展的宏大論述中,成為全國典範;九七之後,骨肉相連、中港融合之情感論述甚囂塵上,繼續以經濟論述帶動國族認同。

問題來了。今天,「本土」之說盛行,有本土派高呼香港人只需要顧掂自己,不要理大陸發生什麼事。甚至,竟有人連悼念六四都覺得無謂,因為「大陸的一切與香港人無關」,那麼,去了解香港如何被中國大陸書寫論述,又有什麼意義?

首先,論述不是空中樓閣,也絕非講講就算。與某種論述共生的,往往是對我們的生活影響至深的各種政策。這種關係,香港人不會不了解:一種強調「讓香港人安居」、「解決住屋問題最迫切」的論述,很可能是政府為填海、開發郊野空間去鋪路;一種高舉「自由經濟」、高呼「不要影響營商環境」的論述,則直接影響最低工資等保障工人權益的政策。

而大陸如何論述香港,就正正是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的反映;無論是經濟方面(從CEPA到近年的滬港通、深港通)、政治方面(例如香港的政制發展)到人口方面(例如單程證的審批),種種直接影響香港人生活的政策,都與大陸如何定位香港密不可分,那不是香港人忽視得起的。

 

自省:什麼是香港?

另一方面,從大陸對香港的論述中,香港本身也可以對「什麼是香港」作自我反省。例如書中所言,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香港資本家(如李嘉誠)被高度頌揚,香港的商業社會被大力追捧,這種「經濟成就等如一切」的價值觀是否也是香港看待自身的視角?這種漠視繁華背後的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物質主義的觀念,盲點是顯而易見的。至於今天某些被網友戲稱為「港豬」的人,他們對香港公民運動的由衷反感,覺得抗爭者「搞亂香港」,亦是這種經濟至上的論述種下的果。

書中又提到,在文革時期,大陸把香港人描繪成被資產階級壓迫的殘廢病人。換了在火紅的四小龍時代,這種論述可能被港人訕笑,但到了今天,香港年輕人難以向上流動,社會被大財團操控,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香港社會的階級不公與新自由主義之惡。今天回看文革時期的這種左派論述,竟又有某種奇異的先見之明。沒錯,這些論述把香港視為一種他者,以大陸的目光定奪,但他山之石,卻竟也可讓香港對自身有所反思。

因此,這本小書的梳理某程度上是一種知己知彼。作者透視大陸──從中央政府、知識界到普羅大眾──對香港的定位,帶我們了解中國的百年巨變,這是知彼。另一方面,從他人的目光,港人也可趁機自省,思考我們看待這個城市的視角與盲點,這是知己。

 

香港生產的counter-discourse

另外,這本小書亦激發某種逆向思考。多年以來,大陸有一套關於香港的論述,港人似乎無從置啄。然而,香港亦曾經、甚至仍然輸出強而有力的文化產品與論述。盛極於八九十年代的港式流行文化,從台前的成龍、周星馳、梅艷芳、張國榮、劉德華,到幕後的吳宇森、徐克、王家衛、顧家輝、林夕,從港式武俠片、黑幫片、無厘頭喜劇,到廣東歌《上海灘》、《壞女孩》、《海闊天空》,至今仍有影響力。

梁文道曾提到,當年港劇的一句「差佬大晒咩?」的對白啟蒙了廣東人看公權力(公安)的態度,誘發了抗爭思維[iii];有大陸影評人討論《花樣年華》時寫道,這部片意外地為大陸觀眾提供了一種六十年代歷史想像:當大陸正進行文革,當年的香港人原來是過著中西合璧的現代生活;也曾有大陸九十後年輕人看罷《省港旗兵四之地下通道》大感驚訝,因為她從未見過有電影把解放軍塑造成歹角。當然,還有當年又壞又妖的梅艷芳讓大陸觀眾首次見識這樣的華人女性形象,憂鬱而自信的張國榮則令他們首次看到一個對自身同志身份如此坦然無懼的華人巨星,這些都是香港對大陸輸出的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

今天,港片與廣東歌雖已沒落,但張國榮、黃家駒、梅艷芳仍然是大陸觀眾念念不忘的標誌性人物,徐克、陳可辛、周星馳等港片健將至今在大陸市場叱吒風雲,而《十月圍城》及《一代宗師》等電影則展現跟大陸截然不同的歷史視野──前者強調香港才是革命之地,後者抹去葉問狂打外族的民族英雄形象。港式文化以及其內藏的某種香港視角,仍在大陸甚有影響力。

之所以提出香港的反論述,是要指出大陸對香港的論述不是無往而不利的的。香港人既有能力建構自我論述,而大陸人對香港的理解之中,也有來自香港的聲音。論述永遠是一個戰場,永遠有博奕與競爭。以往,大陸人崇尚香港,那跟書中談到改革開放後的香港論述息息相通,那是一種把經濟發展結合民族主義的論述。然而,這種論述大概到了2008年就慢慢用盡了。在「大國崛起」的論述之下,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已經不需要以香港作為楷模。而且,在越演越烈的中港矛盾中,不少港人對大陸的反感,亦令香港距離正統國族論述越來越遙遠──尤其當大陸人的民族情緒日益高漲。

在這樣的格局中,今天中港之間的問題,仍然離不開論述。港人了解大陸如何論述香港,既是知彼,至於港人如何自行生產論述,在本地尋求更多支持,在大陸尋求更多理解,甚至讓國際社會知道香港的困境,也是不可忽視的。香港的未來,自然需要體制內的制度改革、體制外的公民運動;而在人心焦躁之時,細談論述似乎離地又沒即時效果。然而,那卻可能是決定香港前路的重要環節。畢竟,世界的改變、社會的進程、人類的步伐,說到底就是由論述來推動。在這樣的歷史關口,顯得駱穎佳這本新作特別珍貴。

(本文為《邊緣上的香港》一書序言,原標題是「在抗爭的時代談論述」)

 

[i] 此歌名為《我的1997》,由大陸創作歌手艾敬作曲填詞,是她在1992年發行的專輯《我的1997》的點題歌曲,當年大受歡迎。

[ii] 載於2015年5月12日《明報》,題為「施南生北向虎山行」。

[iii]載於2012年5月27日《明報》,題為「想像梁文道:並非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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