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我要攬炒」的情感政治 — 於自由之夏讀《酒神的抗爭》

2019/9/13 — 16:45

【文:許寶強】

「我要攬炒」成為了反送中運動的一個關鍵詞,反映了一種獨特的時代精神。對「攬炒」的一種表面理解,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也就是電影《Hunger Game》中的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之義。然而,反送中運動的「我要攬炒」,除了指不忌憚玉石俱焚以外,其實還包含了另一重意思:在否定既有社會制度的存在價值之餘,同時也在肯定一種新的生命意義。換句話說,「攬炒」不僅是共死的終局,亦是重生的開端;既是向掌權者說不,亦是跟自己的命運說是。或更準確地說,是因為要命運自主,所以必須向掌權者說不。這大抵體現了尼采所言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或重估以至重定一切價值的「霸氣」。

在香港,研究尼采的學者不多,黃國鉅是其中的表表者。他於 2014 年出版的《尼采:從酒神到超人》,是一本系統介紹尼采思想的著作,5 年後再有新書推出,這次是直接回應當下香港政治的《酒神的抗爭》,副題是「絕望香港的哲學出路」。

廣告

黃國鉅《酒神的抗爭 — 絕望香港的哲學出路》

黃國鉅《酒神的抗爭 — 絕望香港的哲學出路》

廣告

作者開宗明義指出,書寫《酒神的抗爭》的動機,是為了回應傘運後瀰漫香港的失落、沮喪、虛無、犬儒,希望透過引介尼采的酒神精神,為我們提供一種「從政治絕望轉向絕望政治」的「哲學出路」。當中至關重要的,是願意作出「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想象」,直面絕望、凝視虛無,走進一個靈魂探索的過程 —「把靈魂裡面的雜草拔起、翻動石頭、拉鬆植物的根……在同一片土地重新撒種、灌溉、生長」(頁 22)。換句話說,《酒神的抗爭》建議我們應坦然面對將臨的終結,敢於在絕處尋找生路;而生機之所在,正於死局的盡頭。用現在的話,大抵就是無懼、甚至以肯定的意志,迎向「攬炒」。 

然而,迎向「攬炒」,也需要信守一些根本的價值與倫理原則。黃國鉅開出的其中一條守則,是「與怪物搏鬥,自己卻不要成為怪物」(頁 23);另一條,則是在「擁抱絕望」的同時,「還要擁抱感情的繁多」(頁 27)。

與怪物搏鬥,自己卻不要成為怪物

《酒神的抗爭》所指的「怪物」,是極權主義,也就是一種建基於空洞的理想,並以此來貶抑、排擠以至取代其他價值的虛無主義。其具體表現,一方面是泯滅同理、玩假玩醜、顛倒黑白、鼓吹仇恨、破壞互信,以至最終變成吞噬兒少的「吃子文化」;另一方面則是服從強權、譴責弱勢、無知自大、私利至上、搵錢大哂的港式犬儒行徑。

要抗擊極權所催生的虛無與犬儒,《酒神的抗爭》的作者開出了「藝術的熱情和真誠」加「用愛取代懷疑」這帖藥方,當中揉合了理性與感情 — 包括建基於思考和論辯的斯多亞式(stoical) 平靜,以及蘊含認知上的提升的「醉狂」狀態。這種尼采稱之為「酒神」精神的境界,一種令情緒與認知相互提升的存在狀態,結合了高度清醒的理智與極度亢奮的情緒 — 後者為前者輸送「在冷靜狀態無法提供的動力和意志」(頁 148)。酒神精神讓人擺脫消極退縮、超越得失成敗,發展一種「表面瘋狂內心清醒」、敢於直面「攬炒」的「堅強的悲觀主義」,透過增長知識智慧,鍛鍊強大的意志,重估以至重訂一切價值,以開拓守護多元倫理和信念。

尼采這種高揚權力意志的超人哲學,經常被批評為帶有極端個人主義的味道。在《酒神的抗爭》中,黃國鉅大膽地提出「藝術的共鳴」,認為這或可克服極端個人主義的問題。他認為,當每個進入酒神狀態的個體互動,總體的能量和創造力,將會比個別力量相加之和為大,造就的是一種「共同之善」。而尼采意義下的善,「更多是指事物優秀的性質」,而非傳統道德上的善良友愛。善並不是邪惡(evil)的反面,而是對立於差劣(bad)。這也是尼采為何呼籲要超越「善 vs 惡」的意思,其指向的,也就是拓展道德價值的多義性。

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肯定絕望與感情的繁多

除了道德價值是多義之外,情感亦不是單一的。人不僅有七情六慾,甚至每一種情緒,都可以來自相異的源頭、有不同的強度、表達方式和身體反應。要抗拒極權壓抑多元價值和情感,努力拓闊情緒的多樣性,變得至關重要。為此,作者提供了一種建議,可以在平時的日子,多作不同的情緒練習,例如擴展憤怒的想象和理解,可於平靜的時候,多看點用不同方式表達憤怒的電影和文學作品,或多聽點用不同方式表達憤怒的演說和音樂,以孕育多元表達憤怒的能力,理解引起憤怒的不同源頭,體諒憤怒者情感宣洩的需要,進而以「藝術之眼」,升華憤怒,把情感轉化為創作的泉源和力量,學習延後將激烈情感立刻轉化為回應的衝動,最終重奪對所謂「負面」情緒的控制權。

《酒神的抗爭》的副題,是「絕望香港的哲學出路」。面對掌權的「怪物」狠下心腸,不惜破壞香港過去的倫理守則、法規程序,以越來越大的暴力,鎮壓集會、遊行、示威、採訪、出版、言論以至行動自由,香港似乎真的步向令人絕望的深淵。換句話說,除了抗爭者的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和「置諸死地而後生」的「酒神式攬炒」外,林鄭政權和警隊似乎也不忌憚與香港同歸於盡。不同的是,前者所建基的情感狀態,包含了一種尼采意義下的「我善良所以你邪惡」的主人邏輯,也就是肯定多義、重估價值的權力意志;後者的攬炒,則滲透著「你邪惡所以我善良」的妒恨情緒,以人肉錄音機的方式,不斷「互相轉嫁錯誤和責任、尖酸刻薄的反唇相譏、無休無止的責難」(德勒茲 2002:頁 31) 。

 8 月 4 日凌晨黃大仙

8 月 4 日凌晨黃大仙

哲學如何幫助我們走出絕望?除了揉合清醒理智與亢奮情感的酒神外,黃國鉅同時借助尼采的悲劇精神和獨立思考的意志,建議我們可以讓絕望飛一回,甚至不忌憚擁抱絕望,建立一種「堅強的悲觀主義」,迎向不可知的未來。《酒神的抗爭》最後的章節題為「死亡與再生」,作者以帶點樂觀的語調,提出「只要土地還未被人類的污染完全毒害」,就算「人類滅絕」,地球仍有機會重生。

我不太肯定「人類滅絕」後地球是否能夠重生,因為全球污染的速度,包括最近巴西亞馬遜森林的大火,已超出了我能確知的範疇。然而,就算「人類滅絕」後地球無法重生,也就是所謂的終極「攬炒」,酒神精神仍然可以是一種「哲學出路」,幫助我們理解和聆聽酒神式的「我要攬炒」的終極情感狀態。因為,「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想象,當中的「生」,不一定指物質或肉體的「生存」或「生命」,亦可以是「生存或生命的意義」。

《酒神的抗爭》最有啟發的一個觀點,是提出了人和民間社會,除了可以投入藝術創作,追求真善美外,自身也可作為「藝術作品」。循這個角度思考,不同於掌權者的「妒恨式攬炒」,抗爭者所提出的「我要攬炒」,除了玉石俱焚的決心,也包含於浴火中開拓新的生命意義的祈盼,在走向廢墟之前、之中、之後,把自身的生命、以至我們所愛的共同體的生命,轉化成為一件件「藝術作品」,那怕這些「藝術作品」最終也會灰飛煙滅。而創造「藝術作品」的意志、過程、成果,以至其最終的消亡,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絕望香港的哲學出路,或尼采意義下的「酒神式攬炒」及其「重生」?

9 月 11 日晚上,有市民發起於沙田新城市廣場合唱《願榮光歸香港》行動,更有樂手帶同樂器演奏。

9 月 11 日晚上,有市民發起於沙田新城市廣場合唱《願榮光歸香港》行動,更有樂手帶同樂器演奏。

參考書目:
黃國鉅(2019):《酒神的抗爭 — 絕望香港的哲學出路》,香港:天窗出版社。
Deleuze, Gilles (1983):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11-122.(中譯:吉爾.德勒茲 2002︰《尼采與哲學》,周穎、劉玉寧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許寶強
流動共學執委,嶺大文研客席副教授,近著有《情感政治》、《回歸人心》、《缺學無思》。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