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民間史家反抗威權,傳播真相

2019/6/19 — 17:29

【文︰邵智恒(英國約克大學政治理論碩士生)】

李立峯於早前《明報》一篇訪問中指出 [1],親北京的媒體以及人士近幾年正在改變談討六四事件時的策略:從少談少錯到制造可以爭辯的事實。六四真相研究組聯合召集人、前政協張家敏指六四「只死幾百人」、「示威者於軍人沒有抵抗下,爬上軍車掟死軍人」等一連串引起爭議的言論就屬於此策略的一個例子。[2]

就此意義上,許偉恒兄的《六四十問》就是一本非常合時宜的歷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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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十問》許偉恒著(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9 年 5 月

《六四十問》許偉恒著(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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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寫了近十年,自筆者認識作者時,已知道他在筆耕,今天能讀到這本書感覺實在奇妙。作者作為中學教師,雖身處學院之外,沒有豐厚學術資源的供給,卻同時免於受到日益被港共收緊的學術自由之憂,能隨心書寫歷史(雖在學院外也得面對其他對自由的侵害:從作者耗費年月去找出版商已足見香港出版自由受限,自我審查之驚人),並免於新自由主義管理思維的學術遊戲之累。以十年磨一劍的方式專心寫作一個有社會意義的主題。民間史家顯然成為反抗威權,傳播真相的重要角色。

傳承記憶必先瞭解真相

要傳承記憶必先瞭解真相,然而在左派媒體的漂白策略以及港共介入的義務教育下,我們可以看到零零、甚至早至一部分九十後對這段血色的歷史所知甚少,甚或完全不理解。年輕世代不理解自身和中國的歷史,必定是作為成年人的我們的責任。《六四十問》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負起傳承記憶的任務。

《六四十問》書如其名,正以歷史研究為主,以豐富的史料引文及其他各種不同的政治學、政治哲學和社會學理論為輔,回答十條有關八九學運(廣義的六四)。

本書結構分明,共可分為三個彼此相關的部分:

前五問重構自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到六四屠城結束後,整段與八九民運的歷史。

我稱這五問為一種由遠到近,由宏觀到微觀的歷史敘述。

1989 年民運期間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六四紀念館網站)

1989 年民運期間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六四紀念館網站)

考據治學之功力堪比專業史家

在第一問及第二問中先鋪陳自八十年代起中共內部的改革派及保守派之爭,以及借用余英時對改革開放背後兩個指導原則的總結:經濟放寬、政治收緊之敘述,然後順歷史時序説明它們最終如何引致六四屠城慘案發生。第三問到第五問是抽出於八九民運中重要的歷史事件以補充前兩問之細節。(呼應文首左派發動的漂白工程,我誠意推薦他們閱讀第四問:六四鎭壓情況如何?應該足以令其閉嘴。)

我個人認為最精采的是第三問,此問亦屬於全書最具原創性的歷史研究。作者點出四二六社論在整個八九民運中的關鍵角色是定性學潮為動亂,埋下六四屠殺的主要原因,同時以大量一手史料試圖揭露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等中共保守派之間醜的權力鬥爭如何導致四二六社論的出台。此中作者提出大膽而又有一定説服力的假説:四二六社論曾存在溫和及強硬外一版本,最終因保守派之權力鬥爭而推出歷史上惡名昭彰的強硬版本。本章足見作者雖為業餘歷史研究者,其考據治學之功力堪比專業史家。

作者沒有停留於單純的歷史考證,第二部分從第六到第八問是釐清歷史真相之後,著手進行歷史評價及責任歸屬之問題。六四是否如四二六社論所指是一場動亂?誰應為六四屠殺負上最大之責任?六四屠殺是否為中國帶來繁榮穩定?作者以堅實的歷史研究直線抽擊種種試圖為中共開脫的謬論,指出中共元老及一眾保守派必須為雙手沾滿人民鮮血而負責,同時為參與八九民運的領域和人民正名,令人禁不住拍䅁叫好。在作者為學生領袖們辯護時,讓筆者不禁將自己切身處地代入其處境,明白其困難。本節令筆者同時也從自身世代之經驗投射到歷史閲讀中去反思。雨傘,以及近年香港之抗爭運動是否也宥於求純潔性,以至錯過與叛變精英的合作呢?我們是否也沉醉在韋伯所批評「沒有結果的亢奮中呢」?[3] 當我們「拆大台」時,是否又重蹈了八九學潮領導層組織混亂的覆轍呢?歷史提供我們反思距離,但不會同時給我們答案,因為每個歷史脈絡有其特殊性,盡管可類比,但不會有明確的答案,我們仍舊要自己思考。

本書最後兩問試圖將作為歷史事件的八九民運拉回當下時空與我們發生關係,指出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為八九民運平反,同時延續八九民運的未竟之功試圖令中國民主化。作者也從比較歷史的觀點指出世界上其他國家民主化的個案與平反不義暴政下的政策緊密相關。對於近年就平反與否的爭論,作者也在眾說紛紜中提出清楚的分析。

此書的兩個局限

筆者並非史學專業,儘管評論他人沒有寫甚麼往往不是公平的評價,但我也試圖提出此書的兩個局限。第一,在今日的時空脈絡下,作為香港人,以及一本主要面向香港讀者的作品,作者甚少提到筆者比較關心的兩個問題:一、歷史上的香港人如何參與八九民運?二、在過去三十年間,香港人是如何傳承四六之記憶?本身對一的回答只有三頁左右,而對二更是欠奉。在香港本土意識高漲的今天,這是讓我感到比較奇怪的一個不足。

其二,本書作為通論,仍舊未脫過去三十年對八九民運研究的主調,以北京及天安門地域發生的學潮為主要敘述對象。然而如果對八九民運有多些理解就會知道,廣義上的六四(即八九民運)是一場席捲全中國的運動。本書未能提供一個比較全面和立體理解整場八九民運的記述(例如成都清場屠殺之殘酷不下於天安門)。

身份認同上的難題

假若本書再版,我會建議以下兩問的增補:香港人如何參與六四運動?北京以外的學潮情況如何?

最後本文提出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給大家思考。書中最後一問其實並沒有回應近幾年本土派對於不悼念六四,或者身份認同上的難題。本土派認為香港和中國並不屬於同一個政治社群,即中國。香港人社群及身份認同與中國人殊異,甚至已經形成香港民族。悼念六四,因其歷史源流以認同中國人身份認同為主,反而會危害香港人的國族建構及香港社群的主體性。此論述不一定以一種排外或仇中的原則為指導,本土派可以堅持履行基本人權是普世性的基本義務,但指出政治義務有優次問題,例如協助其他政治社群建立正義的政體及實行轉型正義乃次於追求自己社群正義的義務,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集中資源處理自身社群之問題。除非我們是一種不太明智的世界主義者,主張所有政治義務與物理及文化歷史距離無關(但這藴涵一個我們不太願意接受的後果:不止應該悼念六四,我們還必須紀錄光州事件、南京大屠殺、二二八事件……),否則如果平反六四如作者所指乃中國民主化的一體兩面,本土派似乎有理由反對悼念六四(因為義務優先性以及資源不足)。[4]

如果你在身份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那麼這並不對悼念六四構成困難,因為你只是在履行屬於自己群體的政治義務。然而如果你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你當然可以慈善的目的去悼念六四,但似乎就不能構成義務要求(義務與慈善的不同在於,前者不做是錯的,後者不做則沒有問題。因此這似乎挑戰第十問中的預設:「我們應該」中的我們究竟是指誰?

筆者不欲在一篇書評中提出完整答案,僅拋出兩個可能解答供各位參考。

其一,與上文建議增設的一問:香港人如何參與六四有關。香港人對六四的積極參與及記憶傳承已經構成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其中一部份,因此中國和香港兩個政治社群雖然不同,但作為香港人記憶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守護記憶已成我們的義務之一。否則其香港人身份認同必然殘缺。[5]

其二,以上討論似乎預設中國和香港認同以及政治社群必然對立,認同其中一方則必然排斥另一方,因此才會出現以上的困難。然而綜觀世界和歷史重疊認同(overlapping identity)卻是常見現象,例如香港民意調查中心有關身份認同的調查有「中國香港人」及「香港中國人」這表示兩者不必然互斥。人們可以「多層忠誠」(layered loyalties)兩個重疊的共同體。[6]

最後我將本書推薦給所有對六四不太認識,仍然有疑問的朋友,此時應能為閣下解惑。我同時將本書推薦給對六四已有一定程度理解的朋友,本書也應能帶給你新的觀點。

 

[1] 李立峯,〈一直少提少講 建制網媒出擊 主動否定六四〉,《明報》,2019年5月23日
[2] 見〈團體稱六四死「幾百人內」〉,《明報》,2019年5月14日 及〈【六四30】教聯會否認屠城 親中體:學生爬軍車掟物屠殺解放軍〉,《蘋果日報》,2019年6月2日
[3] 韋伯,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 (I) 》,2014
[4] 米勒的論證似乎可以被如此詮釋,見 Miller, David. "Reasonable partiality towards compatriots."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8.1-2 (2005): 63-81.
[5] 見袁瑋熙、鄭煒,〈六四30周年 燭光為何不滅?〉,《明報》,2019年6月4日及嚴振邦,〈我們要記住六四嗎?談六四和香港人的自我理解〉。嚴振邦雖於文中區分了記憶和悼念,但沒有儀式和載體,記憶難以再現和傳承,本文假設記憶必依靠悼念為載體,見袁瑋熙、鄭煒的討論。
[6] 見莫哲暐,〈香港社群論芻議〉,莫指出多層效忠之概念來自 Amitai Etzioni,然未有註明來源。此前莫曾於〈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悼念六四 — 一個社群主義者的暫時論述〉提出淺薄的社群主義,並提出以互惠、文化及記憶之爭相近為由證成悼念六四,然而我認為此前兩點似乎仍未能回應上述本土派的可能質疑:第一,「互惠」關係可以是被強加的,當我們接受出於他人未經我同意的利益,我們比較像是獲得一份禮物,此時難說我有義務回贈。第二,文化相近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香港長時間受英國殖民,在文化上也有部份受英國影響,我們似乎很難說因此有義務關心英國事務。第三點有兩種可能理解:1. 則似乎可以轉化成嚴振邦的立場;2. 本土派的可能質疑仍能以相類似的論證方式主張對自身社群的義務以及資源限制使得最終蓋過了其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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