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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支那建築史》

2016/10/17 — 18:29

最近「支那」一詞在香港引起熱議。事源有候任立法會議員,在宣誓時將「China」說成「支那」,令大家熱烈討論究竟「支那」一詞是否有辱華之意。

「支那」一字如何沾上辱華意思,仍然有很大的爭議。日本侵華時期,的而且確常用到「支那」一字來稱呼中華民國。然而,在當時的時空,「支那」這個稱呼是否帶有侮辱性,則存在商榷的空間。畢竟,在中華民國初成立的10、20年代,「支那」似乎只是一個中性的稱呼,而不少的中國人,包括孫中山等人,在文章中亦曾經用過這個稱呼。文字的意義會隨著不同的時空而帶有不同的意義。在今時今日,「支那」一詞經過近年抗日神劇和民族情仇的渲染之後,被重新譜上了辱華意味。民族主義的情緒,百年之間起起落伏伏,到今時今日,仍然如同幽靈一樣潛伏在我們之間,左右着我們對歷史的理解。

在建築史上,「支那」一詞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章節。1925年,日本學者伊東忠太發表了《支那建築史》一書,某程度上促成和激勵了當時「整理國故」的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他們在「營造學社」的同仁們,亦因為《支那建築史》一書,而得到不少有用的觀點和理論框架,開展他們對中華傳統建築文化的硏究和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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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日本學者伊東忠太

圖:日本學者伊東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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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梁思成和林徽因進行田野調查時,在屋頂留影。

圖:梁思成和林徽因進行田野調查時,在屋頂留影。

圖: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築史》

圖: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築史》

圖: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築史》

圖: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築史》

伊東忠太的《支那建築史》,是他自1902年起對於中國傳統建築的多年研究成果。1929年伊東忠太和關野貞、塚本靖更出版了《支那建築》圖集,收納了很多他們所研究的建築的圖片。根據學者朱濤(2014)指出,這些出版令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產生一股要「急起直追」的壓力,要以中國人的身份寫出有份量的中國建築史,爭取話語權。

我們如果從20年代的背景出發,就不難了解伊東忠太等日本人,從事對「支那建築」的研究的動機。1908年英國建築史學家弗萊徹爾(Banister Fletcher)制作了「建築之樹」(Tree of Architecture)一圖,將日本和中國建築籠統地定義為只有裝飾,而沒有歷史深度的膚淺建築體系。弗萊澈爾這個帶有強烈「東方主義」色彩的觀點,引起了包括伊東忠太和林徽因等中日學者的反彈。畢竟,日本自19世紀末起,就積極的從事對自身文化的溯源,希望可以藉此找到「脫亞入歐」的門徑,和西方帝國列強並駕齊驅。因此,日本一直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濃厚的興趣,因為可以此作為日本文化的根基。據學者Reynolds(2014)所指,當時的日本文化人,不時都會邀請中國的文人越洋作客,而中國的文人,尤其是1880年後,亦對日本的現代化處處流露出欣賞。

圖:弗萊徹爾(Banister Fletcher)的「建築之樹」(Tree of Architecture),1908

圖:弗萊徹爾(Banister Fletcher)的「建築之樹」(Tree of Architecture),1908

中日之間頻繁的文化交流,為伊東忠太《支那建築史》的問世提供了背景。此書的出版很大程度是反駁弗萊徹爾等西方學者的妄論。由此可見,當時的日本文化界中,使用「支那」一詞實在並無貶意。營造學社亦曾經邀請伊東忠太主講題為「支那建築之研究」的講座。後來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支那」被視為「日寇」用語,因而被中國人全面棄用。1937年出版的《支那建築史》中譯本,當然避免了「支那」一詞,而翻譯為《中國建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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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Reynolds, D. R. (2014). East meets East : Chinese discover the modern world in Japan, 1854-1898 : a window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US: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朱濤.(2014).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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