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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作為對香港的隱喻《疫年日志》

2015/9/1 — 17:56

不舒服,去看醫生;有病,就得接受治療。我們眼裡都看得那麼理所當然,然而,疾病作為隱喻,又豈止於疾病與治療?

Susan Sontag 曾經撰寫一書《疾病的隱喻》,分析愛滋病和肺結核,如何從單純的醫學名稱,進而為普遍社會價值的評判。醫生定義了身體上的健康與抱恙;社會裡又是誰主宰了常態與病態?

疾病背後的隱喻,正是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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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Site 出版書籍《疫年日志》,輯錄了十個片段,當中有小說,也有學術文章,談及的文本,包括:電影、流行文化、話劇、裝置、對談等等。無論虛實,這些論述都直指香港作為一座城市。文章的背景有呼應著香港的疾病歷史,從鼠疫到禽流感和沙士。我們百多年下來,走的路總是和疾病相纏。想當年,要不是有鼠疫橫行,港英政府也不用大搞清潔,今天也不會有「太平紳士」的虛銜。董啟章《地圖集》的節錄,道出今天的太平,原來建基於昨日的瘟疫,想想也覺得諷刺。背著太平山美名的香港故事,就是如此展開。

殖民地時代的鼠疫,白人和華人之間的隔離,延伸到美國 Angel Island 難民檢疫小島的討論,其實都一脈相承。帝國主義的自我感覺良好驅使下,對於移民、對於殖民地上的人,帝國總是心存芥蒂,把他們描繪成邪惡污穢的化身。健康與否,原來只是生理狀態的形態,卻又進而為政治的藉口。時到今天,我們脫離了殖民統治,兩岸三地對於地圖邊界的繪畫,還是爭議不休,自身的邊緣位置,取代宗主國成為另一場拉扯的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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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環境到小世界,個人面對的疾病,也暗暗呼應著疾病在香港作為暗喻的意味。從施叔青的《遍山洋紫荊》中的妓女,到洛楓書寫張國榮的雙性戀,兩個身處社會邊緣的身份,恰如香港人在國際舞台上曖昧的身份認同。經歷殖民,香港不再只是中國境內的一個小漁港,她有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歷史。為甚麼我們不能是安卓珍尼?而偏要我們從男或女、中或西的二元中,找一個位置?

判定疾病,斷然將病人送上手術桌,那種暴力可說是讓人齒寒。我們今天既然能夠理解,同性戀可以是天生錯置了身體,為甚麼我們又不能明白地域上,香港作為一個後殖民而又無獨立的尷尬?無以名狀的一點地圖上的標示,我們以「特別行政區」之名走過了 18 個寒暑。「特別」叫我們無法「如常」,跟其他省市,或者其他國家,享有一樣的待遇。我們,很特別,恍似得病,而且是一種全世界只有你一個病者的頑疾。

世界既然將我們如此分類,從開埠的歷史以來,我們一直都撇不開身上「疾病」的標誌,那何不要世界直視他們的暴力,如何塑力香港這一顆怪咖?我有病不一定是我的錯,到底是誰來定義疾病,又是誰可以決定帶病在身,不能夠好好的活?離開不疾病的隱喻,正是要我們面對背後的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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