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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化影響力不宜高估 — 評《余英時回憶錄》

2019/3/8 — 18:11

圖片素材來源:《天下雜誌》訪問影片截圖

圖片素材來源:《天下雜誌》訪問影片截圖

【文:胡可智】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謂余英時是少數在歷史上,曾分別在三間不同的美國東岸長春藤(ivy league)名校: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取得終身教席的例子(tenure track professor)。筆者認為余英時也許算是屬於一個叫 Boston Brahmin(波士頓婆羅門/貴族祭司)的社群/階級,這字詞謂北美英國殖民地時期已經在北美殖民地扎根的名門望族。他在八十八歲之齡出版的回憶錄,記錄了一個美國東岸政治、商業、學術界建制精英的生成。全書由余英時家世、在中國安徽省農村成長的童年及青少年時期,國共內戰期間分別在瀋陽、北平及香港三地輾轉唸大學本科,在香港的政治刊物編輯生涯及在美國哈佛大學讀研究院完成博士的情況。

本文分別由宏觀到微觀分析及評價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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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自傳《余英時回憶錄》

余英時自傳《余英時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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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中國

這是一部美國與中國之間,西方與東亞文明交流的故事。美國學界的軟硬實力,多次在本書如鬼魅般久久不散。

余英時由出世到十五歲,長期在中國內地安徽省長大,成長在長江北岸的傳統中國農村,在私廓接受傳統中國經典學習啟蒙,欠缺西式現代中、小學的基礎教育,更遑論外語 — 英文。走筆至此,余英時十五歲前,雖然沒有收到現代正規教育,但是後來在美國頂點的學府哈佛大學修讀博士,其成功故事大有可議之處。余英時父親余協中曾經在二十世紀初葉到美國哈佛大學曾攻讀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興趣在美國史,著有大部頭的《西洋通史》。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後,經過巴黎和會及條約,美國被認定為世界霸權,尤其體現在軟實力如 roaring twenties,荷里活電影及爵士流行樂,龐複的高等教育/研究院/學術制度更加是西歐殖民帝國所難以企及或複製。余英時與父親求學及在大學供職的故事,也某程度上反映了這個故事的整體面貌。他考進的東北中正大學,父親余協中是其校長,他在香港新亞書院完成大學本科,父親余協中也同時在新亞書院擔任歷史教授。

史學門徑:民國精英:陳寅恪、錢穆及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本書可讀之處,余英時將很多做學問的功夫,以簡單淺白清楚的語言闡述出來,可以說是用中文寫的英文學術文章或研究手冊。本科學習兼讀中國史、西洋史,本科時期已選擇了漢代為範圍;在本科畢業後,在大概一年時間在香港以卡片分門別類《後漢書》等正史、經典文獻資料,是系統地寫學術研究的基礎。中國「本土」訓練的錢穆是老師,親自教授。陳寅恪這等留學西方著名學府的民國學術精英,則有親自聯絡的方法,所以,陳寅恪的著述對余英時來說,不是教科書而是同輩作品。其治學所兼持的價值不是狹隘的門戶之見,而是不區一格的自由學風及海納百川的胸襟。由於,他指涉的是普世學術語言及學術舞台,漢史是研究對象,已經準備好在世界上與其他學人對話。在美國哈佛大學跟隨賽門(Ronald Syme)、柏森斯(Talcott Parsons)、楊聯陞、費正清學習的記載,委實令人稱心愉快,筆者借太史公司馬遷對孔子的欣賞:「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以抒懷。

余英時(台灣《天下雜誌》訪問影片截圖)

余英時(台灣《天下雜誌》訪問影片截圖)

地域:鄉村中國、華北及中國東北城市

他的童年是在安徽中國的農村,有二樣特色:一是成長地是安徽,地理地置接受桐城,是清代文學流派的重鎮,故此受其傳統影響;二是在中國基層社會生活,所以,在基層政治的觀察,包括地方軍閥的草菅人命、中央政府無論是延安還是重慶政府俱欠缺對地方軍人的有效節制及司法管轄權。但是,他與其他在地方成長的青少年,最大分別是他的爸爸既是學者,也是戰時重慶國民政府高官(資源委員會委員)。農村基層生活,及後來在國內戰的中國城市生活,見證了中國政治生活,如地方軍閥,共產黨軍隊在農村的活動及整合,也可以互證不同對中國鄉村的論述(包括中共官方的農民/地主的階級理論及費孝通在民國時期以英文發表的學術論文)。

國共內戰時期(1945-49),是中國現代史轉向的關鍵時刻,美國在中國調和國共的分岐,蘇聯幫助了共軍武裝自己,美國對國軍先有援助後再撤援,歷史的轉折令人屏息及目眩。余英時記載了城市大學生群體的看法,也記載了美國教會燕京大學被接管的過程,還有,他在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思想改造」的思想歷程,在在將會日後對國共內戰歷史的研究的史料及佐證。

國族想像及政治參與香港:花果飄零?

在法理上,香港殖民地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是英國皇家殖民地(British Crown Colony)。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政權,由國民政府及共產中國,皆對此有不同看法,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更不承認英國的主權。雖然有如此爭議,但是,英國當局對香港管治有效,有稅收、司法及有限的公共服務,余英時及其家庭及當時一眾南來的流亡人口,是活在一個獨立的時空,余英時年青時有涉及中國「第三勢力」民社黨,及更擔任友聯機構發行的《中國學生周報》的創任總編輯,達三個月,其任職傳播媒體的早年經驗,相信有助他日後在香港及台灣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技藝。

香港的有效及局限

香港的確有助保存了民國以還的學術傳統,錢穆、陳寅恪乃至余英時本人的史學觀點,都可以香港自由流布,在大學講授,也進入基礎教授:以往的香港中學預科課程及現行的中學文憑試。政治上「第三勢力」也曾在香港有短暫的發刃,可惜,無以為繼。其中,有人曾到地方發展政治參與,也有人以香港為念,向英國國會為香港爭取更大的自主,雖然無功而還,但是,對後來者也有啟示。

對於,今日停滯的香港政制發展及大灣區被規劃,其萎縮中的代議政制更彌珍貴,因為公權力得來不易,民選議席不容輕言放棄,也看得出近年香港特區政府褫奪民選議員資格之可鄙。

大中華/本土二元對立大可不必。同時,香港對中國大陸的思想或文化影響力,不宜過份高估。

小結:史料還是政見分析

本書是回憶錄,由家世到他在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畢業,是余英時人生上半部,很期望下半部,有關他的學術生涯及政治、社會參與,尤其在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以基地,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奧援及保護。

除了內容,作為冷靜的讀者,也需要澄清一下載體 — 體裁。現代著名的政治人物回憶錄,當首推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的《思考與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85 年〉,深遠地影響日後的史家的看法。然而,回憶錄作為一手史料是具爭議性,原因之一是可能作者記憶有誤,二是作者夫子自道,刻意操控記憶,刻意漂白自己/抹黑對手。

當然,作為學者及史家,《余英時回憶錄》,不在此列。可以類比的是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允晨文化,2004 年),或霍布斯邦(E. J. Hobsbawm)的 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2002),他對當代政治議題,如中共合法性,1949 年前後共軍征服中國前後,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對中國共產極權的看法,如何思想改造及土改,都是日後研究這個範圍重要佐證;對於將 2014 年香港的雨傘運動與 1949 年後「第三勢力」來港遷播/《中國學生周報》拉上關係,似乎有點遙遠。另外,就近年興起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討論,余英時都是沒有討論,對西藏、新彊問題是沒有觸及,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學科上的範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代中國自由學人的思考空白地帶。

 

參考書籍:
容啟聰《民主社會主義在冷戰香港:從理論闡述到參與本地政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7 - July 2018)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 (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俾斯麥的《思考與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85〉
E. J. Hobsbawm, 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2)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2004)

胡可智
香港大學國際關係碩士,中學世界歷史科老師;研究興趣︰現代中國及香港、區塊鏈技術;教學範圍包括:古典近東、希臘、羅馬;現代世界、現代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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