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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藏人那年看見的新疆(補記)

2018/12/7 — 19:10

讀到有關新疆的種種消息,想起 2003 年秋天走過的那些地方:吐魯番、于田、和田、墨玉、葉城、莎車、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庫車、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難忘的是在喀什老城裡遇到的那些美麗孩子,如今他們已長成青年,是否平安?圖為我當時跟孩子們的合影,王力雄拍攝。

讀到有關新疆的種種消息,想起 2003 年秋天走過的那些地方:吐魯番、于田、和田、墨玉、葉城、莎車、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庫車、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難忘的是在喀什老城裡遇到的那些美麗孩子,如今他們已長成青年,是否平安?圖為我當時跟孩子們的合影,王力雄拍攝。

許多回憶,散落在寫於十五年前的《一個藏人那年看見的新疆》裡。許多的卻是片斷的回憶。我當時一路拍照,一路筆記,雖然只是短短的十三天,但新疆的南部,即俗稱南疆的大多數地方是走過了的。吐魯番、于田、和田、墨玉、葉城、莎車、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庫車、若羌……那一個個屬於維吾爾的名字令人難忘。但記錄並不完整,或者說,只記錄了一半就戛然而止。我本以為我以後會補充的。我更以為我還會去的,尤其是想去我沒有去過的包括烏魯木齊在內的北疆,但沒想到我於 2003 年秋天第一次去新疆,很有可能成了最後一次。這麼說,並不是因為我個人缺乏再去的條件,而是與那邊的局勢有關。就像王力雄在 2009 年出版了《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一書之後,打算帶我再去新疆走走,但每次都被那邊的朋友勸阻,說局勢不好,還是等等看吧。這一等就到了現在。眾所周知,不但看不到局勢的轉變,反而更加糟糕。而那邊的朋友早就杳無音訊很久了。

也因此,我在自由亞洲特約評論連載當年寫的片斷時,特意找出並發佈了當時在喀什老城給好多維吾爾孩子拍的照片。我仔細地看著照片上一個個美麗的維吾爾孩子,充滿了憂慮。十五年了,小男孩小女孩都已長成了青年,然而是否平安無恙呢?是不是也如被強拆、被「現代化」之後已不復原樣的喀什老城,命運多劫?但對於遠在他鄉,距那邊的人與地已如隔世的我來說,只能是空懷牽掛而已。正如前幾天,一個德國媒體想就新疆問題採訪王力雄,他很感慨地說自己已經十二年沒去新疆了,而新疆又如此被封閉,無法瞭解到最新的、真實的狀況,如果輕易議論,其實是不負責的。

而在這篇補記的文字裡,我想說的是,我連載發表的當年的記錄何以只是片斷,而不完整,其實是有原因的。主要是與我個人有關,確切地說,是與我 2003 年出版的卻被查禁的散文集《西藏筆記》有關。是的,就是那本我在和田的新華書店裡看見的《西藏筆記》。我寫過:「想不到竟然在和田的書店看見了我的書。這對於一個隻出版過兩本書的寫作者不啻是莫大的鼓舞,令我心裡樂開了花。可怎麼只有一本?是不是賣得不錯?店員告訴我這已是第二批,不過每批只進五本。這就是說在和田我有九個知音?那麼,就把承當第十個知音的任務交給狄尼雅爾吧。我當即付了款,讓刻著『新華書店 和田留念』的大紅印蓋在了《西藏筆記》的末頁。狄尼雅爾笑道:哈,一個用漢文寫書的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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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在結束了南疆旅行不久,就進入了《西藏筆記》被官方宣佈為禁書之後的某種詭譎、荒唐又不堪其擾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因此,比如有關南疆旅行的記錄便未能完成。而那種不安定的狀況持續了九個多月之久,直到 2004 年 6 月才算是塵埃落定,也即是說,因為寫作和出版了一本書,我在體制內擔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的職務被終結了。正如王力雄在 2004 年夏天撰寫的長文〈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 — 透視唯色事件〉中所描述的:

「……《西藏筆記》是唯色的一本散文集,2003 年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讀者歡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當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統戰部認為該書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西藏的意識形態負責人隨即要求就《西藏筆記》一書進行審查,同時禁止在西藏銷售《西藏筆記》一書,隨後又要求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筆記》。

唯色所在單位西藏文聯對《西藏筆記》做了這樣的結論:『誇大和美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在個別文章中流露出對達賴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內容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不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觀點和言論;有的內容對西藏改革開放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過多沉湎於對道聼塗説的舊西藏的懷戀,出現了錯誤的價值判斷,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一名當代作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建設先進文化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

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石峰繼而在出版工作會議上對《西藏筆記》進行了重點指責,稱該書『存在讚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七世噶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有些篇什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進入某種政治誤區。例如,《尼瑪次仁》《丹增和他的兒子》等篇什,前者描寫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瑪次仁在國際會議上與達賴支持者相遇的那種困惑,反映出作者對達賴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的觀念;後者則流露出對當年平叛鬥爭有某種誤解』(2004 年 2 月 23 日,見中國發行英才網《圖書出版通訊》總第 22 期)。」

「……《西藏筆記》被封殺時,唯色正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參加期刊主編高級研討班,西藏文聯此前考慮讓她擔任《西藏文學》副主編。但事情一出,西藏方面馬上中止她的學習,將她召回拉薩,成立專門的『幫教小組』對她進行『思想教育』,要求她『檢討』和『過關』。……面對當局每天的車輪戰 — 各種角色輪流找她和她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實質是一種對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毀),極大的精神壓力和整日騷擾使她不堪重負,這時又指派她去青藏鐵路工地『接受教育』,而她一直對修建青藏鐵路持反對態度。她知道自己缺乏和那個體系對抗與周旋下去的力量,於是選擇了出走,離開西藏。」

「……到目前為止,唯色已經得到了如下懲罰:1. 以『自動離職』的名義剝奪工作職位,使她喪失收入;2. 沒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親家棲身;3. 中止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使她失去全部社會保障;4. 不批准她辦理出國護照。可以說,除了關進監獄,能被剝奪的都剝奪了。

在自由社會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國內地生活的人都不會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懲罰對西藏人意味什麼。中國內地社會目前已分化出多種成分,在官方體制外拓展出相當空間,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賴體制生存和發展。西藏社會卻因為現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財政供養,無法真正分化,因此僧侶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識份子幾乎全被網羅在體制內。或者說,只有置身體制內才可能成為文化人,否則連生存都沒有保證。

我曾經感到不解,過去的蘇聯、東歐及今天的中國大陸都存在異議公共知識份子,以藏民族所經受的苦難,在國際上所受的支援和擁有的精神領袖,卻除了民間底層和僧侶界一些默默無聞的反抗,始終未出現本地的異議公共知識份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識份子沒有離開體制而能生存的空間,體制因此具有生殺予奪的威力。把所有文化人都養起來的體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來的體制。不敢脫離體制也就不能反抗體制。目前對西藏的文化壓制主要是通過體制控制來實行的。當局對唯色的懲罰就是一種殺一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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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對王力雄文章的引述,其中有關我的遭遇的介紹,於今天的我而言已成為過去。事實上是一種解脫,因擺脫官方體制而獲得的精神解脫,使我從此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寫作者,沒有比這更重要也更可貴的轉折了。但也因為對真實寫作的堅持,導致我的生活和身份都發生了如同世事反轉的變化。正如赫塔.米勒在她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所講的,「生活在那種制度之下,我說話說得很多,主要是因為我決定不吹軍號。通常,我說的話都會帶來痛苦不堪的後果。但是寫作是在沉默中開始的……」。又正如諾曼.馬內阿在《論小丑:獨裁者和藝術家》一書中的自述:「我並不是人們理解的那種『持不同政見者』……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裡『生活在真理中』。」

最後,我要講述另一個故事的結尾。還是與《西藏筆記》有關。我說過,在那年的南疆旅行中,我在和田的書店買了最後一本《西藏筆記》送給同行的維吾爾友人,而他後來用不太準確的漢語給我寫了一封電子郵件,其中這樣寫道:

「我正在看您的書,尼瑪次仁在挪威的時候小姑娘跟他說完話以後我很難受,難以控制自己自然的很很的哭了一囤。反復念了幾回。誰知道他回答姑娘的提問哪一段的時候我無法控制自己大聲的哭開了,我一個人哭了很長時間。好象有個東西很很的擠我的心,我這個微弱心臟難以承受。我很想大聲的喊……可惜我沒有哪個勇氣,我比尼瑪次仁可憐的多。」

2018 年 8 月,拉薩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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